據說某人讓在保護中國地質力量的鬥爭中建立卓越功勳的李春昱去東北當地質礦產調查隊隊長時，這位一生容不得別人在他眼裏摻沙子的著名科學家，當著領導的麵把聘書扔在地上。這樣的人在政治運動到來時，自然投有什麼好果子吃。在“反右”時，李春昱也戴了頂右派帽子。“文革”中，他被發配到陝西白水縣本從圖公社勞動改造。老先生很天真，以為要終老田疇了，便把夫婦倆補發的6300元錢一分不剩地捐給了公家。有人問起他何以出此義舉時，他據實相告：“到地裏幹活，要那麼多錢有啥用。放在身上也不安全嘛！”瞧。一個書卷氣十足的老頭兒。
書卷氣十足的不僅僅是李春昱一個人。黃汲清是，“老夫於”章鴻釗足，被迫害至死的謝家榮、盂憲民是，還有我在本文中提到或沒有提到的其他諸多科學大師，他們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充滿丁舊時代的郡種書卷氣。其集中表現在，他們為人處世上的坦誠，追求事業七的執著，對待自我的嚴律，以及生活上的簡樸廉潔。如果我們有機會走進這些大師中間，你就不難發現他們在這些方麵所體現的道德風尚和人格力量，有太多催人淚下的故事，和太多讓你肅然起敬的地方。
我第一次踏進黃汲清大師的家采訪，他的兒子將我領到裏麵的一間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屋子裏有一張高低床，床的左邊是一個七十年代流行的那種黃裏發紅的三門櫃，右邊是一張普通的三屜寫字桌。除此，還有放在床的下端貼牆處一個五十年代流行的舊五屜櫃和斜支在旮旯的一個放著不少書籍與資料的書架。殲始我以為這是大師家一間閑置著的傭人小臥室，後來主人告訴我這就是大師的起居室。當時我很驚詫。怎麼也不相信這是～位部長級待遇的大科學家、院士、全國政協常委住的地方。平日墾我所看到的一般普通工人、幹部的房間都絕不會是這種蹩腳的家具呀！
後來大師的小兒子告訴了另一些家常事更使我吃驚。他說，他父親90歲生日（1994年）時，來了一些親朋好友，老頭子很要麵子，想找家烤鴨店請一頓飯。可老伴半天不吱聲。黃汲清急了，問怎麼回事？老伴告訴他手頭就剩二百多塊錢，上一次館子還不得千把塊！黃汲清再也沒有吱聲。後來還是女兒和大兒子回來解了圍：自己動手，在家裏弄了一桌飯。大師的小兒子告訴我，他在美國T作還算可以，姐蛆和哥哥家的生活並不算寬裕。父親身邊除了老伴，還有一個孫兒和保姆，平時家裏來來往往的人也不少，而所有的開支全得靠當院士的父親那份一千二百來元的工資。在八十年代初，父親的工資六百來元，後來是八百來元，那時還能對付。到九十年代後，他的工作加院士補貼長到‘千二百元，可摳著花還是月月空。黃汲清有不少弟子，過去幾十年裏，隻要到他家，就甭客氣，逢吃飯就坐下吃，吃了就抹抹嘴走人。可越到後來特別是近幾年，他的弟子心裏不好受：留下吃一頓就等於添恩師一份愁呀！這幾年社會上流行名目繁多的各種“評審會”、“研討會”等等，黃汲清是國內外有名望的大科學家，所以請他當什麼評委、名譽主席的多了去。明白人都清楚，這些都不是白當的，隻要去會場上坐一下，露個麵，或者根本不用去，電話裏應一聲，別人就會送上少則二三百元，多則幾千元！（聽說個別院士現在就靠這個發財，因而被人戲稱“評審院士”）黃汲清不幹，他找來助手，說：給找在報紙上發個聲明，凡是這一類東西，我一律不參加！助手告訴他說這樣的聲明報上不好發。他就說：那你就告訴所有來函來電的邀請者，我黃汲清絕不當“評審院士”。助手照辦了。可經常到大師家的助手，知道大師家的生活窘境，有時想說服他適當的參加一些不是。蒙人"wJ評審會。大師一昕就搖頭擺手，說我也不是反對專家去參加評審工作，可是～拿人家的錢物，你心氣就短了，心氣一短體說話談意見就會受影響，最後評審出來的東西就會不真實，就會誤人誤事誤國家呀！從此助手再也不提了，而大師的生活依舊那樣清貧窘困。八十年代，在大學教授和有名聲的專家中流行當“博導”（博士研究生導師）。這“博導”不僅可以提高自己的聲望，而且還根據你所帶的人數給予待遇呢！於是有人一下就帶幾個、甚至十幾個的。論黃汲清的資格，當“博導”的博導都不成問題。本來嘛，他的許多學生此時早就是“博導”了。可大師就是不願帶。他說：“過去師傅帶徒弟都是單傳，最多帶兩個，這才能嚴師出高徒。一下於讓那麼多年輕人到你身邊，你一個星期上不了兩隹課，這不是不負責任嘛。我不幹。再說我現在年紀大了，跑不了野外，哪能光用書本上的東西教學生呢？”在大師去世前兩個多月的今年1月12日，他要出席在中南海隆重舉行的“何梁何利獎”頒獎會。這是中國科技界的最高榮譽獎，頒獎者足李鵬總理。臨出家門時，人師有些發愁，因為他找不到一件像樣的衣服。後來，全中國和全世界人在電視新聞中看到的第一位走向頒獎台的黃汲清，穿的是一件黃裏發白的舊羽絨大衣。這是兒媳在好兒年前給他買的。一百萬港幣的獎金拿到手時，“何梁何利獎”出資人中的一位女士悄悄走過來對黃汲清說：“這錢不算多，老先生您拿著它享享福吧！”大師當時一笑，沒有說話。轉頭回到爭位，就把這‘百萬元獎金拿了出來，設了一個“黃汲清地質學獎勵基金”。
在找為大師這樣為國家、為世界科學事業作出卓越貢獻的人竟因生活的貧苦而不平與驚歎時，我更為他及他好友的那種書卷氣感到由衷的崇敬。在我們今天的芸芸眾生中，這種很可愛其實也很珍貴的書卷氣是否太少了！當人與人之間發展到除了金錢便～切換取不回的時候，是否也兆示著社會的基本人倫與民族美德開始進入淪喪的危險境地！
我沒有像黃汲清等大師那樣熟讀四書五經，也沒有像黃汲清等大師那樣沿著四書五經所規範的道德與哲學去開創自己的人生。不過，有一點我似乎已從他們的身上悟出：凡是太多書卷氣的人，憑著他們剛正不阿和天真的性格，一旦遇上小人和政治的時代，吃虧便是他們無可逃避的現實。
懷著對新社會和對共產黨的那種渴望與敬佩的心情，投入到社會主義嶄新時代的黃汲清等一批科學知識分子，他們對一些過去未曾經曆的新事物，表現出了從未有過的陌生、不安和恐懼，那就是政治和階級鬥爭。
李春昱、謝家榮（還可以列出一批知名人物），他們憑著自己的性格，敢說敢做，最後必然導致了自己不堪回首的命運。要我看來是他們都太不懂得政治。
政治是什麼？詞典裏有兩種解釋：一為是政府、政黨、社會團體和個人在內政及國際關係方麵的活動。一為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任何階級的政治都以保護本階級的利益和取得統治地位為目的。
我想，大師們都是從蔣介石反動政治統治下走過來的人．不會不明白這兩種隨手可以在詞典中翻到的名詞解釋。不過，很明顯他們對後麵的“任何階級的政治都以保護本階級的利益和取得統治地位為目的”那句話缺乏深刻理會。要不然也不至於最後導致在政治鬥爭中（需要指出的是：有時並非是政治緣故，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那種比政治隱晦得多的原因）毀滅自己或毀滅自己的學術思想。
在解放後的一場政治鬥爭中，地學界的大師們真正嚐到了以階級鬥爭力綱的政治鬥爭的殘酷性。
黃汲清、謝家榮、還有李春昱等等一大批著名科學家被劃人“右”的一類，紛紛從政壇和科壇上落馬。
之後，圍繞誰是大慶油田真正發現者的名利之爭開始。緊接著，便是“資產階級反動陣營”和無產階級革命陣營你死我活交鋒的“文革”運動開始了。那時，地學界的“革命”學術權威，在發現大慶油田的卓越功績奠基下，如同太陽一樣光芒四射。而“革命”學術權威的對立麵的“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此時已老的老，死的死，“潰不成兵”。黃汲清在此時此刻便被“光榮”地推舉為這～陣營的統帥人物。他的地位，他的名望，尤其是他的大地構造理論，正好是從蘇聯引進的修正主義加資產階級的洋貨。他當這個角色在革命派看來，是再合適不過r。黃汲清的“運氣”從此來了，他還沒有來得及從大慶油田是誰發現的一局疑五中抬起頭來，那轟頭砸腦的天庭巨雷，如鼓點般地向他襲來……
他被打倒了，批臭了，扔進了地下獄室。後來又一腳踢出北京，遣送到江西峽江的一個農場。他不僅被剝奪了工作與科研的權利，而且連做人的基本尊嚴都不給。
那時大師已經65歲，精神和肉體的嚴重摧殘，使他瘦得不像人樣。為了保證夫君能有口氣活下去而同往農場的老伴，一次偷偷從農民家買得一隻雞，想給大師補一補。誰知被人發現。造反派派去的管教幹部指著大師的鼻尖罵：“體這個老資產階級府朽，怎麼，想補好身子跟我們無產階級作鬥爭？哼，看我給你補。”那人把煮好的一盆雞踢倒在地，．把揪住黃汲清的後背，直拖到批鬥會上……“～隻不用力氣就可以推倒的死毫虎。”數月後，北京米了—位“造反派”頭頭，他跑到農場豬棚，見連個水捅都費勁提起來的黃汲清，以勝利者的姿態，哈哈大笑起來。
以黃汲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資產階級技術人員”，不是被打倒，就是被清理出地質隊伍。
黃汲清所在的中國地質科學研究院的科研人員幾乎全部被下放勞動。他的大地構造研究室等一批機構被撤消。
更嚴重的是，幾代人苦心經營起來的中國地質教育單位由於設立和培養的都是“黃汲清資產階級”式的專業課程而被停課、下放、撤消。現在的中國地質大學有兩個校址，一個在北京，一個在武漢，就是在“文革”時，上麵一聲令下，把學校的教師、器材、研究機構統統趕出北京，先遷至湖南石門，後又移至湖北江陵，最後才遷到武漢市。一個擁有上萬人的名牌大學，經得如此折騰，真可謂“文革”一大奇觀。代表“紅色”革命勢力的人要的就是這樣，不然黃汲清他們的“反動學術權威”和徒子徒孫們的陰魂散不掉。
地質隊的狀況更荒謬了。不管你過去和現在是幹什麼的，你都必須學習和反複學習地質力學。江西有個物探隊的技術幹部說我從事電測工作學地質力學幹嗎用？上麵的人回答他：“地質力學是毛澤東哲學思想在地質領域的具體化，你不想用毛澤東思想指導工作，還想用黃汲清那一套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啊！”更為可笑的，有人競將什麼“地質工程師布鑽孔，孔孔落空；老貧農布孔，孔孔見煤”一類話編成“經驗”，在報刊上大吹特吹……
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時光已經移至1971年。
這一年，在天安門城樓上揮手鼓動了數載“四海翻騰雲水怒”的毛澤東，顯得異常疲勞。他的“最親密戰友”野心家林彪一直在盤算如何解決“B-52”（林立果謀反分子對毛澤東的代稱-筆者注），以登上國家主席寶座。兒個月後，林彪徹底背叛，最後摔死在蒙古烏蘭巴托以東的沙漠裏。
毛澤東萬分沮喪地低下頭顱。他自然顧不及他那親自樹起的大慶、大寨等“紅旗”，此刻他最關心的是如何抓好林彪一直控製的人民解放軍部隊。
1971年4月29日。北京醫院急救手術室一位虛弱的老人在被胸部劇烈的疼痛折磨中，緩緩抬起眼皮，想說什麼，又沒有說什麼就閉上了雙眼……一代名流李四光，他的生命的最後一刻是在痛苦的手術台上度過的。
李四光是在他政治生涯最輝煌的時刻，突然病逝的。當時，外界人特別是地學界誰都沒有猜想到，連他本人也自稱“至少還能活六七年”。
但他死了，死得很突然，也很平靜。
然而，在當時的外界社會裏依然不平靜，地學界的學術與政治上的鬥爭依然充滿著火藥味。
拿於對李四光的個人評價，在地學界後來眾說紛紜。而我以為在李四光去世十二年後，另一位八十多高齡的著名地質學家蘆讚勳，在已知自己生命行將結束時，回首地學界往事，寫下了一首“無題”七律舊體詩，很讓人回味！章丁翁李四大家；萬人敬仰章夫子；一分為二是規律；四人評價不定案；名列第四李四光；前尊後敬我有變；今後地質遺響大；勘亂戰犯腳下躊；評人不要簡單化；妄想地質向前躊；建國前後不一樣；不知同行怎樣講；
蘆讚勳也算星除章、丁、翁、李之後中國地學界元老了。建國後，李四光為官的第一個副手就是他，當時尹讚勳出任中國地質工作汁劃指導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後來他當過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常委，北京地質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生物學地學部主任等職。老先生一生耿直，從不這個派那個派，因而他對李四光的評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