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今仿佛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但到那時，就要麵對麵了……
——《哥林多前書》13：12
我在寫《美國福音》時，給第四十一屆美國總統喬治·布什打了一個電話。他是一個英國國教信徒，在有關神學的問題上，遠較他的兒子來得謹慎。我在電話裏問他，在白宮任總統期間，宗教信仰是否一直在他的心裏占據重要的位置。“我的感覺是自己被信仰升華了，”這位前總統對我說，“離開了一種超凡的神聖感、一種超凡的歸宿感、一種超越個人野心、個人情感、個人打算、個人問題的神聖感，我不知道一個人怎麼可能應付總統所麵臨的一切。至少對我來說，對上帝的信仰給了我希望，給我以不斷前行的動力。過去，我不太顯露這些想法——不想多談這些——也許我應該更加直露一些，把我的心聲表達得更清楚些。
但我當時的確感受到神的存在——非常非常強烈地感受到神的存在。”
強烈地感受到神的存在，但又安之若素、謙卑有加——這是多麼令人敬佩，又是多麼能體現美國精髓之所在！
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希望通過發掘以往的精華，可以讓我把當今的有關政教關係的風暴放到一個適當的角度去看待——我們這一代人，在我們這個時代，可以通過反思開國先賢們以及兩個世紀以來各屆總統是如何理解精密的、時而具有腐敗作用、時而具有校正作用的政教關係的。（用聖經為奴隸製正名，是一個腐敗作用的例子；而援引聖經的道德觀以及美國宗旨，與傑姆·克婁作鬥爭，則是校正作用的範例。）
讀者對本書的精裝本的反響和我預期的很不一樣。我原想會出現一些激烈言辭——過激的世俗無神論和過激的傳教派言論——從兩個方向打過來：傾向於自由派的讀者可能會像心理學家說的那樣，說我的書縱容了宗教派，而保守派的讀者則可能因為我在宗教信仰的基本問題上不夠堅定，說我內心其實是向著左派的。我本人認為兩種看法均有失偏頗。我本來以為我會聽到這些觀點。
但結果恰恰相反，令人欣慰的是，大多數花時間給我寫信的讀者似乎讚賞我走了一條中間道路的嚐試（我感謝所有寫信給我的讀者）。不錯，我是收到過幾封電郵，稱我是傳教派的囊中之物，也有其他的人對我似乎沒有將基督作為我個人的拯救者表示惋惜（這些批評我的人們說，如果我的確做到這一點，我就不可能說美國不是一個“基督教國家”）。但從總體上講，我收到的讀者來信反映了一種對更加中性的政教對話的渴望。《美國福音》被“反誹謗聯盟”、“以家庭為中心”、“全美公共廣播網”、“福克斯新聞頻道”、Al Franken和葛培理牧師體麵地接受。看來，中間派的立場是可以維持的——或者說，在此時此刻的政治、文化風暴中，中間派立場還是很可能維持住的。
作為一個南方人，我和同鄉福克納觀點一致：“曆史從來就沒有終結，”他在《修女安魂曲》（Requiem for aNun）中曾這樣寫過，“那甚至就不是曆史。”曆史的情形可以改變，但人類的本性難移。約翰·亞當斯的追求虛榮，我們看得很清楚；華盛頓的缺乏自信、托馬斯·傑弗遜的行為孤僻和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善於改頭換麵也都如此。《聖經·舊約‘傳道書》（Ecclestiastes）告誡我們，“日光之下，並無新事”——這當然是神學玄論，但我們不應全盤否定其中的觀點。我認為，曆史的借鑒作用是我們在曆史活劇中努力扮演自己角色的過程中為我們提供啟示的。
我們現在正在演出的這一幕曆史劇，其特征是假借上帝名義的極端主義。我在與聽眾談及《美國福音》時，經常會碰到這樣的問題，美國的經曆與當今以政教合一為主流的伊斯蘭世界有什麼關聯。要將我們的價值觀中的任何一項散布到世界各地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是一項經年累月的社會工程。我認為，這項工程就像以往的許多工程一樣，應該以一個故事開始——在這裏，講的是我們的故事：一個年輕的國家是怎樣克服自身最醜惡的本能驅使，從而悟出自由是所有美德中最重要的一項的。有了自由，所有其他的方方麵麵——從社會公正的理念到宗教信仰，到社會財富的增長——自然就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