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小說《三國演義》的廣泛流傳，漢獻帝劉協已為大家所熟悉。他的悲劇就在於，他既不昏庸，又不殘暴，然而，這個既不是昏君、又不是暴君的皇帝，卻偏偏成了亡國之君，成了綿延400多年的兩漢王朝的最後一位君主。他生於公元181年，9歲登基，40歲遜位，做了31年有名無實的傀儡皇帝，於公元234年病逝，享年54歲。其生年卒年，均與大名鼎鼎的蜀相諸葛亮相同，隻不過劉協病逝於三月，諸葛亮病逝於八月，比諸葛亮早死了5個月而已。
就在發生大變亂的那一年：宦官殺了何進，袁紹等又大殺宦官。9歲的陳留王劉協與14歲的少帝劉辯一起被宦官們裹脅著出逃，後又親眼看著那些宦官們被殺的被殺，投河的投河，最後劉辯劉協哥兒倆被文武百官們於一片混亂中尋找而回，途中又在邙山北側遇到了殺人不眨眼的董卓。且看那時的董卓是何等地驕橫：當時，文武百官們眼看著小皇帝劉辯嚇得直哭，就讓故太尉崔烈前去與董卓交涉，崔烈喝道：“皇上大駕在此，董將軍趕快約束部眾回避，以免驚動聖駕！”董卓卻罵道：“我們一晝夜疾行300裏，風塵仆仆地趕來護駕，還說什麼回避不回避？我難道不能砍下你的頭顱麼！”及至他見了小皇帝劉辯，也斥責道：“陛下縱容常侍、小黃門等為非作歹，才釀下了今日的禍亂，過失可不小啊！”他難道不清楚，這個小皇帝才登基沒幾天麼？怎能將這場巨禍記到他的頭上？關鍵在於，董卓手中有兵有將，他完全有驕橫霸道的資本嘛。當時，閔貢與劉協共乘一騎，大概是怕這個9歲的孩子摔下來吧，閔貢緊緊地抱著他。董卓走上前去，對劉協說：“我董卓也，從我抱來！” （《三國誌·魏書·董卓傳引裴鬆之注》）就從貢閔那兒將劉協抱了過去。不過又有一種記載說劉協“不就卓抱”，董卓無奈，隻得與劉協並馬而行。再將哥兒倆與董卓的對答一比較，劉協之遠勝乃兄已是不言而喻，難怪他死後要被諡為“漢獻帝”了：何謂“獻”？獻者，賢也；根據古代諡法，聰明睿智曰獻。從他9歲麵臨巨大變故時的表現，稱其為聰明睿智、有膽有識的神童，大概也不能算溢美吧？
然而，接下來發生的種種更大的變故，就遠遠不是劉協這個小孩子能夠控製的了：袁紹、曹操等組織關東聯軍討伐董卓；董卓焚燒洛陽宮室，脅迫獻帝西遷長安；王允等設計刺殺董卓，董卓的部將李傕、郭汜等又進犯長安，殺王允而為董卓報仇；李、郭二人大火拚，李傕劫持了皇帝，郭汜劫持了文武官員，長安的宮闕又被焚毀殆盡；大臣楊奉、董承等護衛著獻帝逃回了洛陽；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鎮東將軍曹操將獻帝迎至許昌，隨即把東漢的都城也遷到此地，稱為許都。從這時開始，16歲的漢獻帝劉協才算結束了顛沛流離之苦，過上了比較安定的日子。
在那不堪回首的7年生涯中，他究竟吃了什麼苦呢？
董卓之專橫跋扈自不必說，他自封太師、相國，隨心所欲地封賞親信，誅戮朝臣，哪裏將這個小皇帝放在眼裏？他的“接班人”李傕、郭汜更“出色”了：在長安時，由於戰亂不止，“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 ，（《三國誌·魏書·董卓傳》）連宮中嬪妃也“多亡衣服”。獻帝想讓禦府中撥出一些繒，替嬪妃們裁製些衣服，也被李傕斷然拒絕。獻帝詔令賣掉一些馬匹，再讓大司農拿出一些繒，贈給公卿大臣與部分貧苦百姓。李傕卻道：“我軍中的儲備也已不多了。”強行將錢與繒全部載入自己的營中。他的謀士賈詡勸道：“這是皇上的意旨啊，將軍怎能公然違抗呢？” 李傕根本不理。李傕將獻帝脅入自己營中，在焚燒宮室之前，先放縱亂兵闖入宮室大肆搶掠。他與郭汜互相攻殺時，“矢及帝前”，差一點小皇帝就成了他們自相殘殺的犧牲品。在逃亡途中，獻帝眼看著“侍臣皆有饑色”，向李傕求索五斛米、五具牛骨分賜左右，李傕卻道：“剛剛吃過早飯，要米做什麼！”隻給了一些已經腐爛、“臭不可食”的牛骨。獻帝氣壞了，要想質問他，身邊的官員怕惹出不測之禍，連忙勸皇帝忍耐，獻帝也隻能忍氣吞聲。
重返洛陽之後，由於宮室已被燒成一片灰燼，文武百官隻能披荊斬棘，依居於斷垣殘壁之間。由於州郡長官各擁強兵，沒有誰將糧食運來洛陽供給皇帝及眾官員，“群僚饑乏，尚書郎以下自出采穭，或饑死壁間，或為兵士所殺”。堂堂皇帝雖然還不至於餓死，更不會因外出采集那些不種自生的穀物“穭”而被亂兵殺死，而那些日子，想必也過得相當清苦了。
然而，即便在那些顛沛流離的日子裏，隻要偶然出現了相對安定的環境，漢獻帝也盡力想將自己的這個國家治理好。比如說初平四年（公元193年）九月，獻帝讓有關部門對40幾個儒生進行了考試，有關部門建議將考得最好的賜以郎中之職，考得次一點的當太子舍人，隻有考得最差的才“罷之”。獻帝卻頒發詔書說：“孔子歎息‘學之不講’（《論語·述而》），不去講求學問，學到的知識也就逐漸忘卻。如今有些60歲以上的老儒為了逃避戰禍、謀求生計而不得不背井離鄉，不能專攻學業，他們從孩童時開始學習，直到頭發白了還委身於鄉野之間，沒有榮登仕途的希望。朕非常同情他們，那些考得差的，仍然讓他們當太子舍人吧。”於是長安城裏便流行著這樣一首歌謠：
“頭白皓然，食不充糧。
裹衣褰裳，當還故鄉。
聖主憫念，悉用補郎。
舍是布衣，被服玄黃。”
鼓勵學習，提拔讀書人是治理國家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獻帝在那種環境下的這一政策，至少說明了他亟盼國家得到治理的心情。興平元年（公元194年），14歲的漢獻帝“加元服”，表示已經成年，可以親自處理朝政了。誰知從四月到七月，出現了少有的旱情，獻帝避開正殿以向蒼天祈雨，又令人至獄中重新審核、訊問囚徒，有冤情的固然要平反，輕罪的也予以釋放。然而旱情並未減緩，長安地區“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獻帝令侍禦史侯汶拿出太倉的米豆，為饑民煮粥賑濟。哪知賑濟之後，饑民的死亡率並未下降。獻帝懷疑其中有“貓膩”，親自量米煮粥測試，終於發現了克扣現象，便令侍中劉艾代表自己嚴厲地責備有關部門。這一來，自尚書令以下的官員都來謝罪，並聲稱已經逮捕了侯汶，確實是他克扣了賑糧。獻帝降詔道：“不忍心對侯汶施以重刑，杖五十以示儆戒。”從這以後，饑民“多得全濟”（《後漢書·孝獻帝紀》）。這不是他用自己有限的權威，為老百姓辦了一些好事麼？
那一年，獻帝被李傕、郭汜等劫持著東歸，途中被楊奉、董承等救出，李、郭二人在後麵緊緊追趕，並在曹陽（陝縣西南七裏，以曹水之陽而得名）打敗了董承等，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都死於亂軍之中，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有將士勸獻帝道：“事情危急了，陛下快快上馬，我等護送陛下殺出重圍！”獻帝卻道：“朕怎能舍棄百官獨自逃生呢？他們一路追隨著朕，有何罪過而要遭罹李、郭的荼毒呢？”為《資治通鑒》作注的胡三省也感慨地說：“觀帝此言，發於臨危之時，豈可以亡國之君待之哉？特為強臣所製耳。”確實，李傕、郭汜等一路追趕並與楊奉、董承等“護駕”的軍隊廝殺，並非要謀害獻帝，而是要奪回這麵旗幟，奪回這個道具，因為大家都知道，雖說皇帝隻是一個傀儡，畢竟還是有一定影響力的，至少在當時，李、郭包括他們手下的士卒，還沒有加害皇帝的意圖，對皇帝還保持著那麼一點敬畏。因此，隻要有漢獻帝在，多少也能夠保護一下他身邊的文武百官。不過，彼時的漢獻帝也已夠狼狽了：跟隨在他身邊虎賁、羽林衛士已不滿百人，而李傕、郭汜的士卒們繞營呼叫，致使吏士均有離散之心。在那種情況下，他還能想著手下的文武百官，不願自顧自地逃命，不也是一種美德麼？
以上史實再一次證明，漢獻帝既不昏庸，又不殘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