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為什麼出商人，是耐人尋味的。
縱觀晉商曆史，山西既不是中國經濟最繁盛的地區，也非平坦通途之地，又不臨海沿江，何以在明清之際，獨占鼇頭，稱雄於全中國呢？
這主要得益於山西商人善於商品交易的智能和才能，他們以地域位置、鄉土關係為特征，組成商行幫會，以博大寬厚的經營胸懷，兼容並蓄的經營氣度，求同存異的經營策略和自強不息的經營精神來進行生意往來，突顯了山西商人敬業精神、群體精神和開拓進取的精神，正是山西商人秉持著這種特殊的精神，才顯現出“凡有麻雀飛過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馳騁九州、氣吞八方的大勝局奇觀。
從曆史上來看，中國最早的商人就是山西商人。因為山西解州是鹽業之鄉，而中國最早經商的人則始於鹽業。
據史書記載，夏商周三代的國都，大體上說來都是在解州鹽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夏商周三朝的文明的經濟基礎，也實仰賴於山西。
晉商的活躍，古代文獻多有記載，到明代已在全國享有盛譽。清代初期，晉商的貨幣經營資本逐步形成，不僅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於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阪、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台、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晉商的足跡。有些晉商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可以說，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晉商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台的酒香，都有晉商在釀造叫賣。無怪有人說：“凡是有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晉商活動過的地方遺址，至今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毫州的花戲樓，大都是晉商創建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曾經是撚軍起義的發源地；著名的貴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雇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首創的。以晉商字號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猶存：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複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等等。無怪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複盛西，後有包頭城”，在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後有西寧城”的諺語。晉商經商的地域之廣，人數之多，確實是相當可觀的。
山西商業資本開始的時間很早。先秦時代晉南一帶就有了商業交易活動。晉文公稱霸時，榆次、安邑就已成為有名的商業集鎮。秦漢時代，太原、平陸、平遙、汾陽等地已成為重要商品集散市場。唐朝定太原為北京，使太原城成為商業繁華的有名城市，韓愈形容當時的太原是“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盡管如此，這一時期的山西商人還沒有一定組織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與徽州商人並稱，成為當時中國商業的中堅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戰馬大多數依靠北方的遼來供應，遼也急需要宋的手工業製造品。據曆史文獻記載，宋朝慶曆年間（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絹2000多匹在山西岢嵐買馬，又出絹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買馬，非官方的民間貿易更是頻繁。《馬可·波羅遊記》中寫著：“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巨額利潤”。
從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明代全國較大的商業城市有33個，山西就有太原、平陽、蒲州（永濟）三處。這時，山西商人的資本積累已相當可觀：“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進入了東北地區，1618年努爾哈赤占領撫順時，對在撫順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寫了“七大恨”，命令他們退回山海關內，可見當時山西商人已經和後金進行著貿易活動。清兵入關後，蒙古地區歸入清王朝統治，歸化城商業開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進入外蒙古草原貿易。從此，東北的鬆遼平原和內外蒙古草原，就成為山西商人販運貿易的新市場。當時，蒙漢貿易必須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後改歸化城），俗稱東口和西口。張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業是祁縣人範家開設的“興隆魁”，這個商業性的企業有職員290多人（有的則說共有職員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國對外蒙和俄國貿易的第二大型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