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旗兵們在武昌起義中沒有抵抗,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被殺害了。武昌城裏,四大滿姓家族(紮、包、鐵、布)均被殺害,八旗會館也被完全摧毀。第二天的早上,當十八星旗飄揚在原總督衙門時,旗人們的屍體也堆滿了鄰近的街道。
1.喋血的革命:
這一切看起來並不美
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的反應還算迅速,原定數日後舉行的永平秋操被立即喊停,之後,陸軍大臣蔭昌受命督率北洋軍南下鎮壓。蔭昌,滿洲正白旗人,早年畢業於京師大學堂,後派往德國學習軍事,回國後曾任北洋武備學堂總辦等職。庚子年後,蔭昌曾陪同醇親王載灃前往德國謝罪,任務完成後擔任出使德國大臣,並娶了一位德國女子為妻。直至1910年,蔭昌才回到國內,並出任陸軍部大臣。
從效果上看,讓蔭昌率兵南下多少有些所用非人。蔭昌嫻於軍事固然不假,但他本人是一位學院派將領,既沒有經曆過任何戰陣,也沒有編練過自己的部隊。他的專長,在於軍事行政管理而非前線指揮作戰。南下途中,北洋軍也是一片亂相。如曹汝霖在回憶錄中描述的,“及至開發,又各自為政,爭先恐後,毫無秩序。兵車沿途擁擠,到了劉家店,不能前進,經京漢局長率領軍務人員,前往指揮調度,方始前進。及到漢口附近,檢點軍裝,有攜炮沒帶炮彈者,有帶了炮彈與炮膛不合者,轉展配換裝運,費時一月有餘,正讓武昌方麵,從容布置,通電各省,呼籲響應”。
由於各種原因,南下的清軍主力在20日之前仍未能到達武漢前線,而這十天裏,漢口、漢陽相繼陷落,武漢三鎮及周邊地區都落入了革命軍的手中。毋庸諱言,革命總是伴隨著血腥、殺戮與混亂,即便是號稱“和平的、代價很小”的辛亥革命,其在革命過程中同樣存在著一些並不是那麼值得頌揚的東西。
辛亥革命是一場由民族主義激發而來的革命,而民族主義在特定的氛圍中又極容易發展成種族的仇殺主義。這種傾向,在武昌起義的一開始就表現得十分明顯。據革命士兵呂中秋回憶,起事之前,最先發難的工程營即公議“禁令十條”,其中包括“勾結滿人者斬”“私藏旗人者斬”兩條。起義爆發後,測繪學堂的革命學生試圖殺死他們的旗籍同學鬆景,後被人阻止,而阻止的原因竟然是怕血腥殺戮會嚇走學生,令其不敢出去革命。
第三十標革命士兵魯祖軫也回憶說,當時他們所在標(標相當於團)的各棚都有一兩名旗籍清兵,革命前已分配同誌負責解決。起義時,他和另一位革命士兵劉秉鈞負責結果一名叫雙璧的旗兵,但當他緊跟在雙璧的後麵,待機動手時,“我棚正目陳佐黃見我遲慢,即高舉槍托猛擊雙璧頭頂,原期結果性命,不料槍托稍偏左,雙璧順勢滾下樓梯,一溜煙向第一營旗兵營跑去。”
武昌原本不是八旗駐防地,但隨著清末新政的次第鋪開,一些旗人(主要是荊州八旗)因為各種原因而移居到這個省會城市。從1904年起,在湖北當局及荊州將軍的安排下,荊州旗兵被輪流派到湖北新軍中受訓(據估計,湖北新軍十名士兵中有一名是旗兵),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鎮第三十步兵標(團),其中第一營中的兩個隊和第二、三營的各一個隊(每營共四隊,每隊約150人),合計約一個營的兵力為旗兵構成,他們的統領也是旗人。第三十一標也有一個隊的旗兵,另外大概還有四分之一(大概250人)的旗兵分布在其他部隊或軍事學堂。盡管這些人在當晚的起義中沒有抵抗(或來不及抵抗),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被殺害了。武昌城裏,四大滿姓家族(紮、包、鐵、布)均被殺害,八旗會館也被完全摧毀。第二天的早上,當十八星旗飄揚在原總督衙門時,旗人們的屍體也堆滿了鄰近的街道。
據多名武昌起義者的回憶,“革命黨人隻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殺掉,就是送到革命政府槍斃,很少幸存下來的。有的旗兵被捉後,至死不講話。越是不講話反而越是證明是旗兵。直到首義成功三天之後,軍政府下了命令,捕殺才停止”;“首義後兩天,還有不少的旗兵四處竄擾,間或也有少數人趁火打劫,同學蕭傑臣、劉邦欽、傅人俊、王兆鴻等,聯合部隊在長街劉天保對麵某住宅內,拿獲槍械齊全的旗兵十餘人,當即槍決。江學行、李春山等亦隨蔡等出營,沿途消滅旗籍兵士甚多”。共進會員郭寄生說:“我以曾在街上親見便衣數人,手持雪亮大刀追殺旗籍婦孺事情,力言革命宗旨主要在推翻清廷政權,挽救危亡,若任意殺戮,甚至婦孺不免。此則暴徒行為,不但為國際上所反對,且必定惹起種族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