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的北宋改革家範仲淹、王安石，以及明清之際的大學者黃宗羲幾位，在我看都屬於梅花精神超強的知識分子。王安石位列唐宋八大家，卻一生敬佩法家商鞅的事跡與人格，王安石的果敢和堅毅、不近人情也使得自己在朝廷上非常孤獨、缺少人緣，這位千古改革名相也留下了膾炙人口《詠梅》詩一首。王安石身後，他的對手們，也包括理學家朱熹等都一起攻擊他“性不曉事”、“囚首喪麵而談詩書”。黃宗羲的長相和讀書的樣子應該好過前輩王安石，他不僅留下《明夷待訪錄》批判專製製度，也給後代留下愛梅詠梅的“戀梅情節”故事，《七夕夢梅花》一首中就有“梅花獨立正愁絕，冰纏霧死臥天闕。孤香牢落護殘枝，不隨飄墜四更月”的名句。
早期的儒家大師們對於梅花與牡丹精神分寸拿捏都較好。孔子雖然主張“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其一生坎坷經曆與磨難充分體現了困學敏求、堅毅不拔的梅花精神，但孔子也一貫是持有“食不厭精”、喜歡音樂、欣賞美色的生活態度的，這才會留下“子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多次拜會美貌南子等故事，這才會在編輯《詩經》一書中留下許多動人的情歌。孟子在齊國的學宮中雖然生活不愁，但還是留下“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的大丈夫愛憎名句，為千古知識分子梅花氣節的寫照。
這兩種基因精神平衡把握的變味該是從宋朝王安石之後的朱熹等理學家起始。一方麵，主張“內聖外王”的程朱子們對牡丹精神把握發生偏差，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偽命題；另一方麵，在宋朝物質文明高度發達、佛教消極意識泛濫的氛圍下，知識分子在“格物致知”的修身中喪失了不少實踐改革的梅花精神。盡管朱熹本人在與朝廷抗爭中不屑為官，還保持了一定特立獨行的氣節，可理學後輩們卻完全丟失了儒家傳統中承載的兩種平衡的文明基因，而演化為缺乏生命的“八股文”遊戲，進而墮落為明清專製統治下的禮教。中華文明和中國知識分子的境遇也走入幾千年曆史的最低穀，一直長達800年之久。
在今天，在改革開放30年取得舉世矚目的物質建設成就之後，如何發揚梅花基因精神、平衡好牡丹精神再次成為下一代中國人文化複興、走向全球文明融合的關鍵。有理由相信，梅花牡丹精神的複興與光大將指導全球化時代的中國人處理好大同道路上與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的關係。
中華文化的內在張力
財政部國際司 孫大海博士
任何一種文化都是多極的。一種文化所包含要素的羅列，僅僅能極其有限地標識這一種文化的特質。中華文化的身份認同，不在於中華文化中包含了什麼要素，而在於這些要素以什麼樣的方式處理相互之間的張力，從而在一種動態平衡中體現出怎樣的相對性特征。當代很多人關於尋找自身文化身份認同的探索，往往易於陷入要素羅列，而在對於張力的把握上不夠。這一缺點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本身對於文化的理解力還不夠，無法通過直觀有形去體會直覺無形，二是仍然有一種“中央帝國”心態在複活，潛意識裏在追求一種靜態而固定的標準模式以為天下範。在這一背景下，姚餘棟著《梅花與牡丹——中華文化模式》，其中對於牡丹精神和梅花精神之間的張力，有著非常深入的論述，充分體現了中青年知識分子在追尋文化身份過程中的成熟心態和現代性精神。
《梅花與牡丹——中華文化模式》一文中特別提到“盛世悖論”問題，並且以唐代經安史之亂由盛轉衰之事為例，說明一個國家或民族以梅花精神開創了牡丹時代，但在牡丹時代逐漸消磨掉梅花精神，進而陷入停滯或危機。“盛世悖論”即是梅花精神與牡丹精神的文化張力及對於這種張力的處理方式之一例。讀來亦有所感，故不量輕薄，贅言幾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