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聖歎逝世後，其友人曾賦詩悼之：“縱酒著書金聖歎，才名千古不埋淪。”（《哭廟異聞》）金聖歎生前，在太湖流域尤其是今蘇南和浙北地區，就已經具有較大影響。有人“懷刺三年”而求一見（懷應聘《吳門贈金聖歎》），有人不聽勸阻以一識為榮（徐增《送三耳生見唱經子序》），有人想起聖歎就心折淚下（李煒《寄懷墨庵兼詢聖歎》），有人雖不相識卻久已仰慕（丘象隨《泛虎丘》）。在其死後，有人不遠萬裏前來蘇州，悵然徘徊其墓前（廖燕《吊金聖歎先生》），有人搜尋其著述二十餘年，一旦得之，欣喜若狂（王大錯《才子杜詩解》）。金聖歎因才成名、禍逐名起，而殺頭籍沒、著作散佚的不幸遭遇，也並不能掩抑其才名。“才名千古不埋淪”七字，的確可以作為他的蓋棺論定之語。而其“才”的內涵和價值，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
一、 “才子”文化現象
金聖歎本人就已經構成了一種值得探究的文化現象。他是清初江南三大案之一“哭廟案”的核心人物，他是蘇州狂士文化現象的典型代表，他是明清之際中國文學批評高峰期的巔峰人物，他是中國“小說批評派”的創始人（邱叔萲《菽園贅談》）。最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人生傳奇為中國“才子”文化增添了炫目的一筆。
徐增曾這樣形容金聖歎給人留下的印象：“聖歎無我，與人相對，則輒如其人。如遇酒人，則曼卿轟飲；遇詩人，則摩詰沉吟；遇劍客，則猿公舞躍；遇棋師，則鳩摩布算；遇道士，則鶴氣橫天；遇釋子，則蓮花迎座；遇辯士，則珠玉隨風；遇靜者，則木訥終日；遇老人，則為之婆娑；遇孩赤，則啼笑宛然也。以故稱聖歎善者，各舉一端；不與聖歎交者，則同聲詈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天下才子必讀書》序）在其生前，直觀其人者已感歎如此難以辨識、無可名狀，四百年後試圖準確描述，可能更近似癡人說夢了。但正是這種種片段表現，構成了他性格的豐富，促成了他極具個性魅力的人生圖景。
美國漢學家王靖宇先生稱：“要是在讀《西廂》評點時不經常觸摸這樣一個即使有點放蕩不羈、但卻卓有創見的心靈，我們的閱讀樂趣必將大打折扣。”（《金聖歎的生平及其文學批評》）隔著曆史的距離，當代人能以一種同情的慨歎和欣賞的了解，指出金聖歎巨大的理論成就與其傑出的人格心靈之間相生相成的關係，而在當時，這兩者之間的關係雖也被了解，卻被視為是危險的。《哭廟異聞》稱：“國初有三妖：金聖歎儒妖，三拙和尚僧妖，王子嘉戲妖，三人俱不得其死。”在文學批評史上，《西廂記》、杜麗娘、金聖歎、《紅樓夢》都曾獲得過“妖”的評價。這個評語中包含的奇異的美麗、令人不安的陌生效果、對穩定秩序的潛在破壞性等複雜的內涵，是很值得人深思的和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