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思想是圍繞著“知”的問題發展起來的（宇文所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它是孔子“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論語·學而》）的“知”，是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孟子·萬章下》）的“知”，是劉勰“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文心雕龍·知音》）的“知”，是杜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題》）的“知”。一個作品被創作出來，就開始苦苦尋找能真正讀懂它的讀者。不管鬥轉星移、輿圖換稿，隻要還沒有遇到那個“知音”者，它始終不會停下跋涉追尋的腳步。清初著名文人、詩論家徐增說：“作詩人人稱好，畢竟有一人說不好，此一人可畏也；人人說不好，獨有一人稱好，此一人可恃也。吾生平立願隻要遇見此一人，生前不可得，待之身後可也；身後即不可得，待之千載後可也。”（《而庵詩話》）那麼，在幾千年的中國文學接受史上，是否有人曾使某些偉大的作品停下追尋的腳步，是否有誰能真正無愧“千古第一知音”的稱號呢？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本書的評說對象金聖歎。
金聖歎（1608—1661.8.7），名采，字若采；又名人瑞，號聖歎；別號唱經子，或稱唱經先生，又號大易學人、涅槃學人，蘇州府長洲縣人。這位中國文學史上的傳奇人物，以驚人的膽識和超前的文學觀念，創立“六才子書”說，將在中國傳統文學觀念中分屬於子、史、集不同類別，而且在文化等級上也有“大道”和“小道”之分的《離騷》、《莊子》、《史記》、“杜詩”、《西廂記》、《水滸傳》並於一列，統稱為“才子書”，並且手批筆改，金針隨度，揭示文章妙秘。凡是經過他批點的書，麵目往往為之一新，文章的精妙之處和作者隱微曲折的心思，都能得到充分顯豁的揭示。
讀過他批點的《西廂記》，李漁說，《西廂記》麵世以來，已曆四百餘年，不知多少人說過它寫得好，可是能真正說出它為什麼好的人，隻有金聖歎一人。自金聖歎批點之後，《西廂記》的作者王實甫四百年未死之心，可以從此得到安息了。（《閑情偶寄》）
讀過他批點的杜詩，趙時揖說，推崇闡釋杜甫詩歌的人越來越多，真正了解杜詩的人卻越來越少。而金聖歎解杜詩，就好像九泉之下的杜甫與金聖歎進行過隱秘的心靈交流，親口告訴他自己這首詩是如何寫成的，這樣寫的目的是什麼。所以，自金聖歎批點杜詩一出，不僅杜甫之心得到安樂，喜歡讀杜詩而苦於不能盡解的人也喜不自禁。（《貫華堂評選杜詩》序）
一直到清末，小說批評家邱煒萲仍不禁遐想，假如上天能夠給聖歎百歲之壽，讓他有足夠的時間把《西遊記》、《紅樓夢》、《牡丹亭》三部妙文，一一加以批評，就像他批評《水滸》、《西廂》一樣，豈非是天地間一大快事！（《菽園贅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