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和命脈，是社會秩序得以維係和擴展的重要紐帶。在現代社會中，信用是最根本的社會關係、最直接的經濟關係、最重要的法律關係、最基本的倫理關係。人無信不立，業無信難興，政無信必頹。隨著我國由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的變遷過程的展開，如何建立健全與市場經濟相一致的社會信用體係，日益成為我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中一個重大而緊迫的課題。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重點提出了“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係”的課題，指出“形成以道德為支撐、產權為基礎、法律為保障的社會信用製度，是建設現代市場體係的必要條件，也是規範市場經濟秩序的治本之策”。中共十七大進一步明確提出“健全社會信用體係”的戰略任務。在經濟全球化和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今天，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係，對於中國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係、構建和諧的社會秩序至關重要；對於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係和文明潮流，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一、信用：人類文明的基石
信用是人類文明的基石。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人類文明史也就是一部社會信用秩序的擴展史。人類能超脫於動物界，以“萬物之靈”而樹立起自己的文明大廈，一個重要的契機就是分工合作。而合作的基礎在於信任和信用。信用是人類合作秩序不斷擴展的重要紐帶。離開了信用，以及建立在社會成員誠信意識和信用行為習慣基礎上的社會信用秩序，人類社會就不可能形成發達的分工合作機製，人類文明就不可能進化到今天這樣精致、複雜的程度，甚至連起碼的社會秩序都難以維持。因此，一個社會信用體係的生成、演進狀況，是衡量其文明發展水平的重要尺度。何顯明、何建華：《信用浙江——構建區域發展新秩序》，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頁。正因為如此，各民族總是以不同的方式強化信用需求與信用結構。自古以來，“誠實信用”幾乎被所有民族都視作美德而予以提倡和鼓勵，對背信行為及無信之人則予以譴責乃至懲罰。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信用變得越來越重要。
（一）信用：人類社會秩序擴展的重要紐帶
信用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客觀需要。人是一種社會存在物，人不能離開他人和社會而存在，一旦離開他人、集體、社會就無法形成人的應有的本質，任何人隻有在社會中才能作為人而存在和生活。“社會”是人們維持自己生存和發展的一種必不可少的條件。隻有在社會生活中，人才能成為真正的人，個人隻有在與他人的合作中，才能使個人需要和個人利益得到滿足和實現。無論是衣食住行的物質需要，還是心理情感、文化娛樂等的精神需要，都隻有在同他人交往的社會活動中才能得到滿足。而且人本身就具有與人交往、參與生活的社會需要，也天生具有把他人看作為人、看作同類的本性，以及尊重他人、幫助他人（特別是弱者）、關心他人的同情心。霍爾巴赫明確指出：“在所有的東西中間，人最需要的東西乃是人。”周輔成：《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89頁。費希特也認為：“人注定是過社會生活的；他應該過社會生活；如果他與世隔絕，離群索居，他就不是一個完整的、完善的人，而且會自相矛盾。”費希特：《論學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誌學、沈真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8頁。古往今來，人們都是在社會中彼此滿足自己的需要，並由此而維係其生存和發展的。因而，人作為社會存在物，顯然有許多共同的社會需要，如友誼、愛情、幸福、和平、安定等，而要滿足這些社會需要，人不能離群索居，必須與他人交往，必須過社會生活，必須遵循社會組織為維持一定的社會秩序而建立的各種社會規範，其中信用是最普遍的、最廣泛的、滲透性最強的社會規範。誠實信用是人之為人的根本。中外倫理史上，無論是性善論、性惡論，還是性無善無惡論、性有善有惡論，都把誠實守信看成是一個有理性的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看成是一個人安身立命的基礎。如果人與人之間沒有基本的信任，個體必然因此而陷入深切的精神焦慮和孤獨狀態。
信用是最根本的社會關係，是整個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而社會正是由各種人的關係所構成的。從社會學的角度上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從根本上講是一種信用關係。如果人與人之間普遍地缺乏起碼的信用與信任，人類社會生活就會寸步難行。“沒有信任這樣東西，人類社會就根本不會存在，就此而言，信任是社會生活一個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米爾恩：《人的權利與人的多樣性——人權哲學》，夏勇、張誌銘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頁。信用是社會分工合作的基礎。人類社會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分工合作機製的建構，從而“以群的聯合力量和集體行動來彌補個體自衛能力的不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頁。，有效地克服了個體的孤立無援和小群體難以避免的物質匱乏。“借著協作，我們的能力提高了；借著分工，我們的才能增長了；借著互助，我們就較少遭到意外和偶然事件的襲擊。”休謨：《人性論》，關文運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526頁。而分工合作的前提，是合作者之間起碼的信任，是他們在長期的博弈過程中形成的信用關係。誠如亞當·斯密所說：“與其說效用、仁慈是社會存在的基礎，還不如說信用、誠信、正義是這種基礎……信用、誠信、正義則猶如支撐整個大廈的主要支柱，如果這根支柱鬆動的話，那麼人類社會這個大廈就會頃刻之間土崩瓦解。”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蔣自強等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轉引自劉光明：《論市場秩序與企業信用》，《中國工業經濟》2002年第3期。一個人與人之間缺乏起碼的信任、信用關係蕩然無存的社會，是任何正常人都無法長期忍受的。雖然人類社會也不乏坑蒙拐騙之現象，但相互信任、兌現承諾，始終是絕大多數人都比較自覺遵循的社會關係準則。如果不是如此，社會就沒有辦法存在和發展。
信用是最直接的經濟關係。人類經濟活動是以信用關係為根據的。如果沒有起碼的信用與信任，即使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樣的麵對麵的交易也難以順利實現。誠如肯尼思·阿羅所言，“每一起商業交易都內在地含有信任成分，無疑，任何一種交易都要有一定的時間跨度。人們似乎有理由認為，經濟落後很大一部分程度是由缺乏互相信任造成的”。羅伯特·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王列、賴海榕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頁。在信用交易範圍日益擴大的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信用關係已成為最根本、最普遍的經濟關係。信用是現代經濟和金融安全的基礎，也是網絡經濟時代產品交易的基本形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於各種主客觀因素都會導致信用失效，導致信用風險和危機。市場經濟的風險和危機本質上就是信用風險和危機，信用風險和危機既是一切經濟風險和危機的集中反映，又是引發一切經濟風險和危機的導火線，直接威脅到經濟安全。在現代經濟活動中，人們以信用機構為中介，以不同的信用工具和形式為手段，以各種不同信用關係為內容，以市場為載體，以正常的信用秩序及製度為依據，防止和化解經濟和金融風險，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各種經濟關係，諸如商品、貨幣、買賣、支付、借貸、合同、證券等無不體現信用關係。可以說，沒有信用製度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是根本不存在的。沒有信用及其製度安排，世界及各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是不可能的。
信用是最重要的法律關係。信用與法律都是人類有序發展的需要，都體現了一種契約精神。一方麵，信用和信任是法律製度製定和實施的基礎和前提。在人類曆史上，財產權、契約和穩定的商業法等製度的發展是西方崛起的關鍵。這些法律製度實際上是信任——自然而然地存在於家庭成員和血親團體中的信任——的替代品，它們搭建起一個框架，使互不相識的陌生人能夠合夥做生意，或在市場中順利交易。參見弗蘭西斯·福山：《信任：社會道德與繁榮的創造》，李宛蓉譯，遠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243頁。沒有一定的社會信用和信任，法律製度就不可能製定和有效地執行。“缺乏對另一方遵守規則的信任，雙方缺乏對遵守規則的準備，如果通過違背規則，能夠獲得短期利益就會引起生產方經濟上不必要的費用及法律監督和對不履行合同製裁的費用。”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倫理經濟學原理》，孫瑜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頁。另一方麵，信用本身就是一種法律關係，是一種旨在降低行為不確定性和建立社會信任機製的製度安排。法律製度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通過確立行為邊界，降低行為的不確定性，建立起一種社會信任機製。“人類的相互交往，包括經濟生活中的相互交往，都依賴於某種信任。信任以一種秩序為基礎。而要維護這種秩序，就要依賴各種禁止不可預見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的規則。我們稱這些規則為‘製度’。”柯武剛、史漫飛：《製度經濟學》，韓朝華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3頁。市場經濟是法律經濟，是法律來保證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以達到預期目的。在經濟領域中，法律的製定和執行主要是為了防止和化解信用風險，把信用風險降到最低限度。在信用的確立、運行和顯效的全過程中，都有法律的監督和保證，使其正常健康運行；在出現信用風險和危機時，都有法律的執行和保證，使其風險降低到最低限度。這是市場經濟成熟的標誌。不僅如此，信用關係所體現的平等的契約精神，已經成為人類社會構建各種社會生活關係的基本原則。基於契約的現代民主政治實質上體現了一種信用化的政治關係。
信用是最基本的倫理關係，是調節人與人關係的最有效的社會道德規範。作為人類社會基本的道德準則，誠實守信是我們的祖先留下的優秀道德傳統。中華民族不但以誠信著稱於古代，而且同樣以誠信聞名於今世。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曆史演變中，誠信逐漸成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規範。誠信是立身處世的基本原則，“人所以立，信、知、勇也。”（《左傳·成公十七年》）“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一個人如果沒有信用，那他在社會上是無法立足的。誠信也是處理政治關係的基本準則，《論語·學而》篇有言：“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顏淵》篇也講：“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取信於民，是從政的基本條件；不能取信於民，就不能得到民眾的信任、擁護和支持。誠信還是交友的基本準則，“朋友有信”，是孟子主張的“五倫”之一。社交和朋友交往，必須立足於信。說話要誠實，要守信用，這樣才能取得朋友的信任，才能在社會立足。誠信更是一種美德，是自我修養的基本準則。“主忠信，徙義。祟德也。”（《論語·顏淵》）“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論語·衛靈公》）總之，誠實守信，說話算數，做到“言必信，行必果”，這是做人的起碼的道德要求，是一個人的立身處世之本。眾所周知，“民無信而不立”、“人而不信，不知其可也”、“信則人伍焉”、“言必信，行必果”等孔子的一係列論述以及馬克斯·韋伯的“信用就是金錢”等名言，都是把信用作為人們經濟交往中的基本行為準則和經濟運行的道德資本以及經濟有序化的道德保證。信用無論作為社會關係還是作為經濟關係和法律關係，從人的主觀意誌的角度上看，都是以倫理關係基礎的。盡管各種製度都會對違反信用的行為作出裁決和處理，但信用真正能夠發揮所應有的作用及其效果，從根本上還是立足人的內心深處的道德之心。誠如馬克斯·舍勒所言：“現代道德的全部根基是人對人的原則上的信任態度。”馬克斯·舍勒：《價值的顛覆》，羅悌倫等譯，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26頁。
（二）信用：市場經濟的基礎和命脈
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信用是維係市場關係的基本準則。市場是一個交換場所，市場關係實質上是一種交換關係。美國經濟學家巴裏·克拉克認為：“市場是個交換係統，在這一係統中，個人對資源、產品的供給和需求的選擇相互作用，決定著價格。”巴裏·克拉克：《政治經濟學——比較的觀點》（第2版），王詢譯，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頁。商品交換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的勞動產品交換，其基本原則為等價交換，交換雙方都以信用作為守約條件，構成互相信任的經濟關係。假如有一方不守信用，等價交換關係就會遭到破壞。隨著交換關係的複雜化，日益擴展的市場關係便逐步構建起彼此相聯、互為製約的信用關係鏈條，維係著錯綜繁雜的市場交換關係和正常有序的市場秩序。從最初的交換到擴大了的市場關係，都是以信用為基本準則的。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活動的高度發達，信用的地位也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商品活動在帶來巨額利潤的同時，往往也蘊涵著巨大的市場風險。風險直接來自於商品交換雙方的給付行為與對待給付行為之間的時間差，它使得所期待的對待給付處於不確定狀態。而信用的作用就在於使將來的對待給付行為變得更加可以預期、更為確定，從而避免或減少市場風險。信用越高，風險越小；反之，信用越低，風險越大。因而，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和命脈。市場經濟秩序和文化氛圍的核心是市場主體要守信，如果人們相互交往不講信義、不履行諾言、相互欺騙，那麼正常的市場交易行為就無法進行，市場經濟機製也就不能順利建成。
市場經濟越發達就越要求誠實守信。社會分工的日趨細密，必然伴隨著廣泛而頻繁的交換。在現代社會裏，絕大多數經濟活動不得不采取“商業”的形式得以運作和展開，人們的絕大多數生活資料以及生產要素都要從市場那裏取得。不僅交換物的範圍越來越廣泛，而且交換的複雜程度更趨增強。無論是商品交換、勞務交換，還是信息交換、服務交換，其交換的完成或實現，都存在著一個時間和空間的距離，這個距離導向要靠信用來保障。與這種廣泛的社會依存性以及強烈信用需求相適應的，必然是信用關係的普遍化和形式多樣化。如借貸形式的銀行信用、賒銷預付形式的商業信用、分期付款形式的消費作用、信用社形式的合作信用、以政府為債務債權人的國家信用、各種國際信用，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保險、信托、租賃、信用支付手段（信用單、信用支票、信用卡等）都屬某種信用形式。對廣泛的市場交換來說，信用構成經濟運轉的潤滑劑，不僅提高了交換的穩定性、安全性，而且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信用增加了市場經濟運行效率。市場經濟是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本手段，並以信用的存在為前提。信用能使分散的社會資源得到更有效的組合，加速資源的自由流動和合理轉移，是資源優化配置的有效保障。從經濟理論上講，如果一個人在不損害別人的前提下，使自己利益獲得最優，那麼這被稱為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正如穆勒所說：“人類的產業活動和所有其他聯合活動的效率，取決於人類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互信任，遵守契約。”約翰·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上卷），趙榮潛等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472頁。這表明信用既有利於全社會信用效率的提高，又是經濟行為的客觀要求，也是公平交易、公正交易的表現。相反，如果一個人的利益最大化是通過損害他人的利益實現的，那就不能給整個經濟體係和全社會的經濟效率帶來任何改善。
信用降低了市場交易費用。交易費用包括搜尋交易對象的信息費用、同交易對象討價還價達成協議的談判費用，以及監督契約履行的費用，等等。交易成本的支付在很大意義上可以看成就是尋求與確保信用的費用。一個社會如果人們相互之間的信用度很低，人與人之間缺乏起碼的信任，就會大大增加交易雙方時間、精力和成本的支出。在信用活動規範有序的情況下，交易費用大大降低，於是交易關係得以不斷擴展，社會經濟活動的效率得以提高。信用培育出經濟主體間的長期的信任，節省了主體間的交易費用。在事前，交易雙方由於信任，不需要付出過度的信息調查成本，並且不必設計過分複雜的交易契約，減少為獲得交易機會而收集信息的時間、金錢。在交易過程中，交易主體相互信任，避免了彼此間的猜忌和扯皮，從而減少了交易主體彼此的監督調查成本。交易主體恪守信用就會使契約得到執行，不會發生違約後的法律救濟和自我救濟成本，避免了違約造成的經濟損失。
信用擴大了市場的範圍和規模。市場經濟的發展是一個交易範圍不斷突破地域限製，並帶動整個市場秩序不斷擴展的過程。市場秩序得以不斷擴展的重要社會基礎，就是借助於製度化或係統化的媒介，使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信用關係網絡得以不斷延伸與擴張。信用使經濟主體在交易行為中彼此增加信任感和安全感，形成穩定的收益預期，使市場行為趨於長期化。經濟主體追求長期利益的追求又會進一步導致普遍的信任。當市場主體認識到交易環境合作和信任成為主流時，出於利益的考慮，就會擴大生產和交易的範圍，進一步促進社會分工與協作，形成一種經濟擴展的秩序。正如馬克思指出：“市場會擴大，並且會遠離生產地點，因而信用必須延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4頁。“信用製度加速了生產力的物質上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49頁。同時，信用和競爭加速了資本的集中和積聚，擴大了社會經濟活動的整體規模，產生了規模經濟效益。貨幣市場、資本市場都是在信用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信用能使人們將社會上分散的、小額的閑散資金彙集起來，投入到生產領域中去，加速資本的形成和積累，使原本單個個人或企業無法完成的經濟活動通過信用合作的方式得到順利進行，從而擴大社會經濟活動的整體規模，分享各種規模經濟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利用社會資源。因此，從某種意義說，信用關係的半徑，就是市場交易範圍的半徑；信用關係的網絡延伸到哪裏，市場交易的範圍就擴展到哪裏。
信用優化了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經濟學研究的新近成果表明，宏觀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是分析宏觀經濟的前提和宏觀經濟政策作用的對象。市場微觀主體的市場交易和經濟決策行為直接影響宏觀經濟的整體運行效果和宏觀經濟政策效果。信用對市場主體的投資與消費、生產與銷售、供給和需求、勞動與就業都會產生積極影響。基本交易單位誠實守信既保證了市場經濟的有序運行，又保證了市場信號的真實，為宏觀決策提供了正確的決策依據。
信用帶來了國際交往的收益。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信用給國家的整體帶來好的形象，進一步促進國際經濟交往。一個國家在國際交往中，表現出的負責任的態度和行為，有助於提升國家的信譽。國家的信譽又會進一步鞏固國家的經濟地位，增強一個國家製度模式的影響力。此外，在國際交往中，國家的信譽與國內企業的信譽是相互影響的。國內企業與國外企業打交道過程中，過硬的產品質量和付款方麵的守信，會積累國家信譽。同樣，國家的信用度高也能夠促進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提升國內企業的信用等級。
總之，信用是市場經濟活動的基本準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信用是一種資格，是一種信息產品，也是一種資本。對個人、企業、部門以至某一地區甚至國家而言，信用都是一種無形的資產和財富。自從有商品以來，無論市場交易行為采取多麼複雜的形式，共同特征都是必然也必須要遵守交易行為自身的要求：信用。市場經濟離不開信用，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基礎與命脈。沒有信用就沒有秩序，沒有秩序也就沒有交換，沒有市場。市場越發達越要強化信用意識；而信用意識越強，市場經濟秩序就會越良好、越規範，市場經濟就會越發展、越興旺。
（三）信用：現代文明的基石和重要標誌
信用是現代文明的基礎和重要標誌。文明的實質是社會的進步、人際的和諧和人格的完善。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人類文明史也就是一部社會信用秩序的擴展史。信用降低了社會交往和合作的交易成本，增強了社會的內部凝聚力，促進了人類合作秩序從血緣家族到部落文明，再到民族國家，直至全球文明的擴展。信用與信任是社會組織之黏合劑、社會凝聚力的基礎及社會係統動力。可以說正是憑著基於信任和信用關係的合作，人類文明才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任何有損人類信任和信用的行為，都意味著文明的倒退。
社會信用水平同人類文明進步水平是正相關的。從信用概念的外延擴展來看，社會的信用水平與社會交往的普遍程度是成正比的。人們對社會信用狀況越是抱有信心，就越是能夠主動走出固定不變的交往圈子，積極擴大新的交往關係，增加新的交往內容。而社會交往關係領域、範圍的不斷更新與擴大，正是文明進化的重要尺度。人類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世界範圍內的普遍交往極大地促進了人類文明進化的步伐。資本、技術、資源、勞動力等各種要素資源在世界範圍內的迅速流動與合理配置，極大地提高了世界經濟增長的效率；知識、價值觀念及文化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使各地的人們越來越徹底地擺脫了地域文化的限製，並極大地促進了人類文明創造力的提高。世界曆史和“世界文化”的出現，當然是以資本的擴張和工業技術的突破為動力的，但在這一過程中發生的人類交往方式的革命性變革，必然地包含著信用關係在外延上的質的突破，即借助於非人格化的信用媒介，人類的信用合作範圍得以由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擴展為世界性的。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信用關係已經從經濟領域廣泛地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信用關係所體現的平等的契約精神，已經成為人類社會構建各種社會生活關係的基本原則。市場經濟和經濟信用關係的不斷拓展，更是直接促進了社會生活關係“從身份到契約”的變革，進而在此基礎上，孕育出了信用化的政治關係，產生了基於契約的現代民主政治，推動了人類政治關係由縱向的奴役，向橫向的基於平等契約的委托代理的信用關係的轉變。
基於契約的信用文化的興起，是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文化背景。近代西方社會契約論，作為資產階級解釋國家起源和本質的主流思潮，其實不過是把經濟領域的契約信用關係擴展到政治生活領域，是一種用社會契約的方式來說明國家和法律以及一切權利和義務產生的正當性和合理性的學說。在現代民主政治的理論視野中，公眾同政府的關係，也是一種委托代理關係，它內在地包含著一種信任和信用關係。一方麵，公眾基於對政府的信任而授予政府代理資格和代理權限，政府有義務和責任去盡心盡力地完成受托的事務。這種義務和責任是根據契約約定的，因而，對這種義務和責任的履行是政府守約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麵，公眾作為委托人也有守約的義務，公民的守信主要體現在守法、依法納稅、服從政府權威等方麵。“在訂立信約之後，失約就成為不義，而非正義的定義就是不履行信約。”霍布斯：《利維坦》，黎思複、黎廷弼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08—109頁。如果統治者不能保證人民的基本權利，依據契約原則，就是毀約；作為締約另一方的人民因此也就理所當然地有權進行革命，推翻政府，重新選擇自己的代理人。“政府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為了謀利就有權利去設或經營的店鋪，而完全是一種信托，人們給它這種信托，也可以隨時收回。政府本身並不擁有權利，隻負有義務。”托馬斯·潘恩：《潘恩選集》，馬清槐等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254頁。守信履約是政府最基本的行為準則。
在現代社會，信用不僅成為民主政治的重要支撐條件，而且成為聯結整個社會分工體係的紐帶。在今天，一旦社會信用體係解體，整個社會生活秩序就會因此而全麵崩潰。製度經濟學家柯武剛、史漫飛寫道：“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要與許多陌生的人和組織打交道，但我們卻對他們的可預見行為寄予了很大的信任。在一家銀行裏，我們對其儲備和管理一無所知，卻將辛辛苦苦掙來的錢交給出納員，並可能在數秒鍾之後便將他的麵容忘得一幹二淨。在我們以前從未進過的醫院裏，我們卻會答應由醫院中未曾謀麵的醫生給我們做手術。我們會向轎車送貨商預付車款，而這些轎車卻要在外國工廠中由根本不會與我們見麵的工人們來製造。然而，在這些場合，我們都相信，我們肯定能得到值當的服務，汽車廠會對送貨商履行其承諾。為什麼？因為這些人都具備提供服務和商品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因為他們都受製於製度——對其不交貨或蒙騙我們的機會主義動機施加的限製。”柯武剛、史漫飛：《製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韓朝華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3頁。可以說，信用關係在經濟和整個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越大，社會生活秩序對完善的信用製度體係的依賴性就越強。
（四）信用：區域發展的軟實力
信用是資源、是財富、是競爭力。一個地區的信用狀況，從某種意義上決定了這個區域對外合作的機會，決定了這個區域要素集聚的水平，從而決定了這個區域的競爭力。信用既是一種文化也是一種產業，既是一種軟實力也是一種硬實力。提升區域競爭力，重點是提升產業競爭力、區域集散力和文化支撐力，而這三個方麵都與加強信用密不可分。在市場經濟活動中，信用首先是一種人力資本。所謂人力資本，是指人自身中存在和發揮出來的可以創造經濟價值的要素。人的信用意識和道德素質，是構成人力資本的關鍵因素。其次，信用是企業的無形資產。無形資產是現代企業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信用作為企業的一種無形資產，從兩個方麵體現出來：一方麵，在市場交易中，企業信用是企業商譽形成和提高的基礎和決定因素；另一方麵，企業信用作為企業內在的一種無形的力量，激勵著員工積極性和創造精神的發揮，提高企業內在的效率。再次，信用還是一種社會資本。信用作為一種社會資本，對社會經濟運行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它通過弘揚一種共同的經濟價值觀，形成社會團結奮鬥的凝聚力，激發和引導著人們積極的經濟創造行為；它通過約束和規範人們的行為選擇，建立一種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倫理秩序，保障經濟健康有序地發展；它通過影響和製約一定經濟製度的確立，對資源配置和經濟效率產生重大影響。
近些年來，隨著競爭的進一步加劇，加強軟環境建設，營造區域競爭“軟實力”問題引起了越來越多的人的關注。1990年，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在《軟實力：世界政治的製勝法寶》中首次提出了“軟實力”概念。在國家層麵上，約瑟夫·奈的軟實力概念指的是一個國家的導向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即一種同化式的實力。如果說“硬實力”是強迫其他國家就範的必要工具的話，那麼“軟實力”就是一種吸引其他國家作為自己盟友和夥伴的“隱性資源”。事實上，不單是國家間的競爭存在軟實力的較量問題，區域之間的競爭同樣存在軟實力的競爭問題。這裏的軟實力，在很大意義上就是以社會信任和信用為核心的“社會資本”。一個國家的福利及其參與競爭的能力取決於一個其普遍的文化特性，那就是這個社會本身的信任程度。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會道德與繁榮的創造》，李宛蓉譯，遠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頁。
所謂社會資本，按社會學家科曼的說法，指的是人們在一個組織中為了共同的目的去合作的能力，是由社會或社會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產生的一種力量。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羅伯特·帕特南將社會資本解釋為橫向的參與網絡，以及體現在這種約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規範。羅伯特·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中譯本序），王列、賴海榕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他認為：“社會資本，如信任、規範和合作網絡，通常具有自我增強性和可累積性。良性循環會產生社會均衡，不斷形成高水準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參與集體福利。”羅伯特·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王列、賴海榕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頁。有沒有這樣一種以社會信任為核心的社會資本，將在很大程度決定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民主政治的進程。“在那些缺乏公民參與規範和網絡的地方，集體合作的前景十分暗淡。……‘永遠欺騙’式社會均衡，可能就是世界大部分缺乏或沒有社會資本的地區之未來命運。對於政治穩定、政府效率甚至是經濟進步，社會資本或許比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更為重要。”羅伯特·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王列、賴海榕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頁。弗蘭西斯·福山曾從經濟發展、社會繁榮、民主政治等多方麵探討了社會資本的作用。福山把社會資本理解為“是在社會或其下特定的群體之中，成員之間的信任普及程度”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會道德與繁榮的創造》，李宛蓉譯，遠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頁。，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有助於個體之間相互合作、可用事例說明的非正式規範。在經濟領域中，它能夠降低交易成本；在政治領域中，它可以促進那種為有限政府和現代民主的成功運轉所必需的協作生活”。弗朗西斯·福山：《社會資本、公民社會與發展》，《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3年第2期。這種社會資本的創建不像人力資本可通過理性的投資決策獲取，而“通常是經由宗教、傳統、曆史習慣等文化機製所建立起來的”。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會道德與繁榮的創造》，李宛蓉譯，遠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頁。信任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本，同物質資本之間呈負相關的關係，即一個低信任度的社會，其社會資本弱，則開展經濟活動所需的物質資本就多；反之，一個高信任度的社會，其社會資本強，則開展經濟活動所需的物質資本就少。社會資本不僅會影響一國工業結構，而且會影響該國在全球化經濟中的地位，因而是一個社會經濟繁榮的關鍵變量。
社會資本滲透在各種互動性的社會關係之中，對社會生活產生無所不在的影響。肯尼思·阿羅充分肯定了信任作為一種社會資本對經濟發展的重要製約作用，認為“每一起商業交易都內在地含有信任成分，無疑，任何一種交易都要有一定的時間跨度。人們似乎有理由認為，經濟落後很大一部分程度是由缺乏互相信任造成的”。羅伯特·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王列、賴海榕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頁。經濟學家克拉克和珂佛年依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對29個市場經濟國家的社會資本對經濟的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認為信任和民間合作這類社會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極大，良好的信任與民間合作規範能顯著地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狀況。“假如對整個國家層麵的誠信進行計量誠信值上升1個標準差就會帶來超過0.5個標準差的經濟增長。珀爾塔等人則發現，在許多國家，這樣的誠信值如果上升一個標準差則會帶來0.7個標準差的司法效率提高以及0.3個標準差的政府腐敗的降低”。愛德華·格拉澤：《社會資本的投資及其收益》，載曹榮湘選編：《走出囚徒困境：社會資本與製度分析》，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