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以後，新的一代知識分子崛起了。像魯迅、胡適、陳獨秀、李大釗、梁漱溟、陳寅恪、周作人這代人，大多出生於1880—1895年之間，是中國第一代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之所以說第一代，是因為他們不再走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士大夫老路，在新的社會結構中已經有了自己的獨立職業，比如教授、報人、編輯、作家等等，而且在知識結構上，雖然幼年也通讀“四書五經”，但基本是在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洋學堂中得到的教育，後來又大都放洋日本或歐美留學，對西方文化有比較完整的、直接的認知。這是開創現代中國新知識範型的一代人，但在文化心態、道德模式等方麵依然保存著中國傳統的不少特點。
到三十、四十年代，又一代知識分子開始嶄露頭角。用殷海光先生的話說，可以稱之為“後五四”知識分子。這代人實際上分為前後兩批，前一批出生於1895—1910年之間，他們在求學期間直接經曆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是“五四”中的學生輩（“五四”知識分子屬於師長輩），這代人大都有留學歐美的經曆，有很好的專業訓練。如果說晚清與“五四”兩代人在知識結構上都是通人，很難用一個什麼家加以界定的話，那麼這代知識分子則是知識分工相當明確的專家，比如哲學家馮友蘭、賀麟，曆史學家傅斯年、顧頡剛，政治學家羅隆基，社會學家潘光旦、費孝通，文學家朱自清、聞一多、巴金、冰心等即是。前兩代人是文化精英，主要靠社會影響出名，而這代人的聲望主要局限在知識圈內。“五四”一代開創了新知識範型之後，“後五四”一代作出了一係列成功的範例，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國文學和學術的高峰主要是這代人的貢獻。“後五四”一代中的後一批人出生要晚一些，基本在1910—1930年之間，他們在求學時代接受了“五四”以後新知識和新文化完整的熏陶，卻生不逢時，在即將嶄露頭角的時候卷入新的曆史，一連串的政治運動耽誤了他們整整三十年光陰，直到八十年代以後進入中晚年，才煥發出學術的青春。
1949年以後，留在大陸的“五四”和“後五四”兩代知識分子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和改變學術觀點，相當長一段時期是由“十七年一代”(1949—1966)知識分子唱的主角。這代人出生於1930—1945年之間，其知識底色受到《聯共（布）黨史》影響極大，帶有濃鬱的意識形態色彩。由於反複強調與過去的資產階級學術決裂，他們在知識傳統上成為無根的一代。這代人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中致力於學術研究，一直試圖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規範。但如同上代人一樣，他們的文學和學術生命被連綿不絕的政治運動所打斷。對於這一切，其中的一些人在1976年以後有比較深刻的反思，開始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中吸取西方優秀的文化成果，是思想解放運動的主要參與者，直接影響了下一代人的思想成長。
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熱”，新一代知識分子崛起。這是“文革”一代人，他們大多出生於1945—1960年之間，早年有過紅衛兵與上山下鄉的經曆，通過自學和恢複高考，具備了再度麵向西方、兼容並蓄的文化目光。他們以西方最新的文學和學術成果為參照和比照，開始致力於新一輪的思想啟蒙和知識範型的開拓。這代人的知識是開放、多元和博雜的，目前已逐漸成為知識界的中堅。
二十世紀中國的最後一代是“後文革”一代知識分子。這代人出生在1960年以後，在他們的心靈之中，“文革”基本上沒有什麼烙印，思想解放運動也印象平平。而“文革”一代知識分子擔綱的“文化熱”卻賦予了他們早年的人格底蘊。幸運的是，無論是留學西洋，還是在國內攻讀碩士、博士學位，這代人都受過係統的專業訓練，是又一輪的專家型學者，在上兩輩學者指導下，他們目前所做的新知識範型的闡釋工作，已經有了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或學術假如有可能形成新一輪高峰的話，這代知識分子將是頗有希望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