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或社會將天賦的說話和表達意見的權利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當然是好事。隻要不與天賦人權相悖，任何基於自由目的的法律都是對個體生存空間的拓展和延伸。因此，曆史上凡有理性的政府對異己言論從來都是有容乃大，虛心接納的。孟夫子倡言“君視民若草芥，則民視君若寇仇”，言詞峻急，但梁惠王並不以“危害國家安全”而降罪；司馬遷將“開國之父”劉邦寫成無賴兒郎，並指斥當朝元首漢武帝“好大喜功，殘民以逞”，也並沒有見他以“煽動”罪身陷囹圄；唐詩人李白喝得爛醉，作“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也並沒有見當地警察機關因“擾亂地方治安”行政拘留之。隻有喪心病狂的當權者才惟我獨尊，容不得一星半點異己的聲音。好同惡異，順昌逆亡，窮凶極惡地抓捕異議人士，當然有效，然而有限，所以古來長治久安的王朝沒有一個是靠刺刀和暗探維持的。秦始皇“偶語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可惜二世而亡，前後不過十五載；國民黨軍統林立，特務滿天，但從1927年竊取大寶算起，也隻二十二個春秋，就流竄到孤島上去了；友邦“老大哥”契卡開路，克格勃繼後，輔以活埋、勞改、舉家流放等措施，但在度過七十二歲的“中壽”以後，這個不可一世的帝國大廈仍然像紙房子一樣地坍塌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雍而潰，傷人必多”，這是周厲王以殺止謗，周召公對他說的話。後來的“權力者”亦無不將此奉為治世的格言。可惜的是，“治人者”“奉”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複哀後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