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些詩也是針對毛澤東性格的偏激，如越來越喜歡個人說了算，聽不得不同意見，如：
看事容易作事難，事非經過不知艱。
束修或少或多付，須戒囊傾一博然。
言行一致最為難，明哲時忘昨日言。
最是潮流難抵抗，搏鵬九萬更昏然。
無擇細流為大海，不辭粒土出高山。
船裝萬擔因空腹，秤壓千斤靠小權。
文火燉之肉爛香，頻施猛火必焦黃。
和風細雨苗歡長，暴雨狂風禾易傷。
《龍膽紫集》中，有好幾首歌頌毛澤東的詩，還有長詩，這些隻到1949年革命勝利為止。
我在監獄中養成了理智地思考問題的習慣，這種習慣一直保持下來。長年獨守空房，當時有條件想這想那，我有意冷靜地思索，思索得很多。
我想到毛澤東的文化狀況。前麵已經提到，他崇尚我國傳統文化，對接觸甚少的資本主義文化一般采取虛無蔑視的態度。人所共知，他對中國典籍熟悉的程度遠超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熟悉程度。他除執政後兩次到蘇聯外，平生未出國門，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狀況幾乎毫無接觸。中國傳統文化中正麵的東西為其所用，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但負麵的東西，如基於小農經濟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大同理想、平均主義等他是有興趣也有好感的，這是一個方麵；另一方麵，君權至上、乾綱獨斷，號令專行，以及封建專製政治下的君臣關係、駕禦策略等，無疑都對他晚年錯誤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確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譬如他也講民主，說過要讓別人講話，說過偏聽則暗、兼聽則明等等，但這隻是居高臨下恩賜的民主，也就始終不能使民主成為一種製度，成為一種生活習慣，成為一種決策的程序。
我也想過必須尊重獨立人格、尊重個人創新。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必須具有獨立人格，消滅人身和思想的依附，才能煥發自身的創造力。這一點在體育競技、科學發明、文藝創作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可是毛澤東卻以做秦始皇為榮、為傲。這是使人至今不解，並不能不為之浩歎的。在中國像馬寅初、陳寅恪這樣敢於獨立思考，保持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並不多；錢鍾書也是這樣的知識分子，但表現比較消極。幾十年來把知識分子放在被改造地位，變得服服帖帖，並務使他們人人具有“原罪”感，從而聰明才智受到巨大壓抑。“文革”十年更是文明的大倒退。這真是曆史的大悲哀。我關在秦城監獄時，“文革”在我腦中如一幅這樣的圖畫：毛澤東像個巨人那樣站在天安門，旁邊站著一個瘦小的林彪，周圍則是狂風落葉。
中國必須清算教條主義，必須清算封建專製主義，清算一切“左”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