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和戰爭年代，地下黨與根據地的黨對敵鬥爭尖銳，戰爭環境，軍事生活，需要高度集中統一的領導。黨政不分，客觀形勢使然，當時不能不這樣做，但當年也還有某些值得回憶的民主生活。延安整風開始後，廣泛填寫“小廣播表”，即屬十分異常行動，以後就逐漸不敢隨便說話了。建國之後，戰爭年代這些傳統不僅繼承下來，而且曆次運動有所發展。黨員要做“馴服工具”，人人以當螺絲釘為榮。一個以反封建專製主義為天然職責的共產黨，到十年“文革”，林彪鼓吹個人崇拜、個人迷信，“一句頂一萬句”；“四人幫”搞封建法西斯專製主義；全國人民天天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早請示，晚彙報”。於是圍著一個人轉成為生活習慣。這不能不使我們深思。
從文化層麵上講，缺乏科學素養和排斥科學精神也是一個根本原因。革命年代搞政治鬥爭，法治難於健全，是必然的；可是革命勝利後搞建設，革命黨變成執政黨，就再不能“無法無天”，不講科學規律，排斥法治了。科學思想、科學精神包含客觀的依據、理性的思考、平等的爭論，最終是實踐的不斷檢驗。科學精神有賴於民主精神，而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正是民主的基礎，所謂權威主義（“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到盲從的程度”等）同科學精神是水火不相容的。隻有科學精神才能保證我們各種建設、各個方麵不犯錯誤，才能保證人類的進步。可是我們過去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大搞一言堂、家長製，大搞個人崇拜、個人迷信；於是導致大權獨攬，唯我獨尊，定於一尊，一個人說了算。直到改革開放年代，這種習慣還難以徹底改變，還出現同科學精神相反的“新權威主義”熱。社會主義同封建專製主義總脫不了鉤。
“左”似乎有一種“慣性”，“越‘左’越革命”，作為一種“生存意識”深深地銘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右傾危險、“左”傾保險的傳統觀念，至今仍在起作用。“右”的平反了，仍被冷落，尚有餘悸，被告誡要“夾住尾巴”；犯左傾錯誤的人總被提拔重用，“文革”時造反派人物有些依舊升官跑紅。因此“萬言書”不斷，“左”傾思想嚴重的人一遇機會便興風作浪肆無忌憚。相反，強調一下反“左”，強調一下要總結曆史經驗教訓，強調一下黨和國家都應該走上民主化的康莊大道，就會被認為“自由化”了，不利於“團結一致”了，就要封鎖其發言權，乃至讓其自謀生路。
總之，民主、科學、法治以及市場經濟，是人類曆史進步的依據，也是馬克思主義得以產生與發展的依靠，我們必須堅定不渝，貫徹到底，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