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清代著名愛國者林則徐的這句名言，代表了中國傳統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執著追求。
受儒家文化之熏陶，從春秋戰國開始，幾千年下來，無論在朝在野、顯達貧窮，總有正直的士大夫超越一己之利害，以明辨是非的勇氣就國家興衰、政策得失等問題直陳己見，以養天地之正氣，匡王政之不逮，形成一種悠遠的“以道製勢”的文化傳統。其中的代表人物如屈原、賈誼、杜甫、範仲淹、左宗棠、林則徐等，他們的道德文章、生平行誼都產生了感動當世、激勵來者的巨大作用。盡管曆史的真相往往是“以勢製道”甚至“以勢為道”，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也大多命運多舛，抑鬱而終，但那種道統意識一旦形成便綿延不絕，尤其是在國難當頭、民不聊生之際更是頑強地表現出來。
傳統士大夫的道統意識在現代社會轉換為知識分子的公共情懷和批評精神。相對於傳統士大夫的依附性，現代知識分子更具獨立意識，對世俗權力的授予和行使、內容與邊界，都以現代文明的眼光加以判斷和認知。但全新的知識譜係仍注入了傳統的血脈和精神。中國近代以來以梁啟超、魯迅、胡適、殷海光、顧準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在輸入新知、再造文明的努力中，都不同程度地繼承了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家國情懷和擔當意識。二十世紀上半葉，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重要成長期。那時的中國內憂外患，知識分子紛紛起來議論國是，參與政治和社會活動。期間產生的一批著名刊物如《新青年》、《獨立評論》、《觀察》、《大公報》等，皆以其獨立的姿態、世界的眼光、雄健的筆仗和犀利的批評，展示了那時書生論政、言論蔚起的時代風貌，將“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傳統發揚得淋漓盡致。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伴隨著“思想淡出，學術凸顯”之思潮的流行和市場經濟的衝擊，相當一部分文人將視野退回到自己的專業領域，或者通過官學結合、商學勾結謀取金錢、名位等眼前利益，被動或主動地放棄了自己的社會責任，對腐敗現象和社會不公聽之任之，甚至為之推波動瀾，知識界彌漫著一種及時行樂的犬儒主義氛圍。一時間，“啟蒙”成了一個敏感而尷尬的詞彙，“批評”更被視為不合時宜和迂腐頑直。然而，就是在這樣一種社會氛圍之下，仍然有一部分知識分子秉承良知和道義，利用已有的空間和條件，就曆史和現實問題發舒己見，引導和啟示知識界和其他各階層人士明斷是非，矯正時弊。他們的努力，終將會贏得大多數人的認同和尊敬。
中國的現代曆史充滿了坎坷和曲折。有眼光的知識分子普遍認為，改革開放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便是一個回歸常識、尊重常識的過程。中國人曾經因為受製於一種烏托邦式的建構理性，在上世紀五十到七十年代幹過不少違背常識、違背世界潮流的事情。由此釀成的悲劇讓知識分子們痛定思痛，深感站在常識的立場思考和行動的極端重要性。他們認為，無論作為客觀知識方麵的常識，還是作為主觀價值方麵的常識，多數國人都麵臨著一個重新學習、豐富拓展的任務。要避免重蹈“係統世界”對“生活世界”的侵蝕和扭曲，關鍵仍在於繼承和弘揚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揭示的“科學”和“民主”的精神，掃除迷信、巫術、野蠻、專製等一切反邏輯、反文明的思維習慣和社會陋習。中國的未來，決定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具備現代意義上的“常識域”。
經濟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在中國已推行三十多年，市場經濟體製已基本確立。但政治體製改革明顯滯後，官本位和權力越位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扭轉和遏製。一方麵是權力監督不力，一方麵是市場經濟帶來的財富的湧流，權力和資本的不當結合，造成了勢力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對外打著維護國家產業安全的旗號，尋求國家政策保護，對內又以“國際慣例”、“中國特色”等為由盤剝消費者，從而造成了嚴重的腐敗現象和分配不公。對此，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無不憂心忡忡，認為這樣發展下去，勢必造成多數人的“被剝奪感”。由此蓄積的內心怨憤和不平一旦爆發，將會引發嚴重的階層分裂和社會危機。為此，他們持之以恒地呼喚公民社會，呼籲政治體製改革，希望通過上層和民間的力量製約利益集團的跋扈和擴張，在還利於民的同時推進“還權於民”。越來越多的人形成了如下共識：沒有政治體製改製的及時跟進，經濟領域改革的成果亦可能得而複失。
一個健康的社會，從來都不能缺少知識分子的仗義執言和嚴肅批評。這是一個被人類文明史所反複驗證的事實。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使命，當在以理性、嚴肅、負責任的態度就社會公共話題開展討論和批評，以促進政府與民間的良性互動，維護社會正義和公平；同時傳播人類一切優秀的文明成果和文明理念，在中西交流、古今融合中實現中華文明的偉大複興。
胡長明
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