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他的作品具有極大的容納性和藝術性，他以追求真理的勇氣和對心理的透視力，反映了人性的狀況及相關的不同問題。”
頒獎辭
安德烈·紀德傑出的曰記保持了半個世紀之久，在第一頁寫道，當他20歲的時候，站在拉丁區一棟建築物的六樓上，在秋天曰落的景象下，眺望塞納河和聖母教堂一帶，要為他們年輕的一群‘‘象征主義者”，找尋聚會的場所時，他感到像巴爾紮克小說中的主角拉斯提那（rasugnac）—樣，正準備征服在他腳下的城市：“而現在，我們有兩個了！”不過，紀德的野心是要找尋長遠而蜿蜒曲折的道路；他不肯滿足於輕易的勝利。
今天這位獲得諾貝爾獎榮譽的78歲作家一向就是受人爭論的人物。從他寫作生涯的開始，他就把自己置於傳播精神焦慮的播種者的第一線，但這並不能阻止他今天幾乎被全世界各地的人奉為法蘭西第一等的文學家之而其影響力則無可置辯的影響到好幾代。他最初的作品出現於1890年代；他最近的一本則出現於947年春天。在他的作品中，對歐洲精神史一段非常重要的時期有所勾勒，而這段時期也構成了他長久的一生戲劇性的基礎。
或許我們會問：為什麼這些作品的重要性到現在才被承認了其真正的價值？原因是，安德烈·紀德毫無疑問的是這樣一個作家，其真正的價值需要放在長遠的絕望中才可以評估，需要一段空間，才可以讓辯證法的三個階段有回旋的餘地。紀德比他同輩中任何人都更有對比性，他是一個善變的普魯杜斯，他的態度永遠在變，不竭不休的從對立的一端來啟手，以便激出火花。這乃是為什麼他的作品看似不斷的對話，而其中的信仰一直跟著懷疑奮鬥，禁欲一直跟著對生命的愛奮鬥，紀律也一直跟著對自由的渴望奮鬥。即使他外在的生活也是動態而常變的：他著名的1927年的剛果之行和935年的蘇聯之行——我們隻舉這兩者為例——就足以證明他不希望被列入安居樂業的文學陣營。
紀德出身於新教家庭，其社會地位允許他自由的追尋他的職誌，大部分人都能將注意力集中於培養他的人格和發展他的內在。他的家庭環境在他著名的自傳中有所描述，這自傳的名稱—silegrainnemeurt（《如果麥子不死》，1924）引自聖約翰的話，就是：如果麥子不死，就不能結出新的果實。盡管他強烈地反對他所受到的請教教育，他卻終生都在探討道德與宗教的基本問題，而有時他用稀有的純淨來闡釋基督教的愛，尤其是在他的短篇小說中，（《窄門》，1909）這本書可以與拉辛的悲劇著作相比。
另一方麵，我們發現紀德的著作中強烈的表現那著名的《道德主義》——這是他的敵人們常常誤解的一個觀念。事實上，它所指的是自由的行為，“無緣無故的”行為，是從良心的一切壓抑之下的解放，是類似於美國的隱士梭羅曾經說過的：“最壞的是做自己靈魂的奴隸販子。”我們必須常記心中，紀德並不認為缺乏一般公認的美德，這本身就是一種美德。lesnourrituresterrestres《地糧》，1897）是一部年輕時代的力作，在其中他熱忱的歌頌南方美麗的果實，而這果實卻不經久留；曰後，他自己從這番努力中轉頭他去。他向他的追隨者與讀者所做的勸告是：“而現在，丟開我的書，離開我！”但第一個遵從自己這種勸告的正是他自己，這在他後來的作品中甚為了然。
但不論在《地糧》或在其他作品中，他給我們留下最強烈印象的是分離與回返；這分離與回返含有濃烈的詩意，而他表達的方式則是如歌一般的散文。我們常常在他的作品中再度發現這種特質：譬如說，有一個五月的早晨，在布魯薩一所清真寺的附近，他一篇簡短的曰記中這樣說：“啊！再度重新起步，感覺到細胞裏那精細的溫柔與歡喜像乳汁一樣滲出來……花園中濃密的灌木，純潔的玫瑰。在懸鈴木的陰涼裏懶散的玫瑰，你能夠不知道我年輕的歲月嗎？以前呢？我現在隻是活在記憶裏嗎？我是真正坐在這清真寺小小的角落裏嗎——我這呼吸著並且愛你的人？或者我隻是夢著在愛你？如果我是真真實實的存在，這些燕子怎麼會這麼向我貼近？”
不論在小說、散文，旅行曰記或對時事的分析中，紀德都不斷提供給我們異乎尋常而不斷變換的觀點，但不管他的觀點如何變化，我們始終都見到豐富的智慧，對人心普遍而深刻的了解，而其語言則達到古典繪畫明晰程度，又具備豐沛的變化。著名的lesfauxmonnayeure（《偽幣製造者》，1926）便是例子之這本書對一群法國年輕人做了毫不容情而透徹的分析。其新穎的寫作技巧，已經在當代的故事寫作藝術上造成了一個全新的趨勢。另一個例子便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回憶錄，在這本書中，作者意圖忠實的記載他的往事，沒有增加任何於他有利的話，也沒有掩蓋任何不愉快的事。盧梭也曾經做過同樣的努力，但他有一點不同，就是在他展示自己的缺瑕之際，他相信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樣邪惡，沒有一個人敢於論斷他，或詛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