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在中國文學傳統中，對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很早就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特別是詩歌作為最正統的文學樣式，其與政治的關係是得到了充分肯定的。枟尚書枠 就曾有“詩言誌”的說法，孔子曾說過：“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孔子還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他認為“誦詩”就是為了從政，治國安邦。漢代儒家認為詩歌可以作為政治教化的工具來使用，指出詩“發乎情而止乎禮義”，“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是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至於王道衰，禮儀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劉勰在 枟文心雕龍·時序枠 篇中也對詩歌與政治的密切關係作了闡述：“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動於下者也。”“文變染乎世情，興廢係乎時序。”
鍾嶸在詩品序裏強調了詩歌反映社會政治現實功能的重要性：“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橫朔野，或逐飛蓬。或負戈外戌，殺氣雄邊……凡此種種，感蕩心靈，外陳詩何以展其義，外長歌何以騁其情？”
初唐的陳子昂。在他 枟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序枠 裏，批判了梁詩風是“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提出了“見雅興寄”、“漢魏風骨”的詩歌創作主張。呼籲詩歌內容恢複批判現實的傳統，開辟了唐朝的健康詩風。
到了中唐，白居易對文學與社會現實政治的關係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認為文學應與當前的政治鬥爭相聯係，積極幹預生活。“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他在 枟與元九書枠 中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至到賢，下至愚騃……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主張詩應該具有“美刺”的內容。因為隻有這樣的詩才能感人至深，從而收到“補察時政”、“瀉導人情”的效果。白居易本人也身體力行，親身實踐，創作了一批如 枟長生殿枠、枟賣炭翁枠、枟琵琶行枠 那樣批判現實的作品。
除了詩歌理論以外，中國古代文論中對包括散文在內的其他正統文學樣式的政治功能，也有許多論述：例如王充在 枟論衡枠中對文學的勸善懲惡的政治功能就有很具體的分析，他強調了以文學為工具對人物行為的記述和評論，將極大地影響其名譽的好壞：“文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為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諡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諡，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為丹青，故可尊也。”
魏桓範在 枟政要論序作枠 中對文學政治教化功能是這樣論述的：“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弘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為法式。當時可行，後世可修。且古者富貴而名賤廢滅，不可勝記，唯篇論倜儻之人，為不朽耳。夫奮名於百代之前，而流譽於千載之後，以其覽之者益，聞之者有覺故也。”
此外，有關文與道的關係也是文學理論常常涉及到一個問題。三國時期，曹丕在 枟典論·論文枠 中提出：“文以載道”。後來唐代文學家韓愈又提出的“文以貫道”之說，他的門人李漢在枟昌黎先生序枠 中曾說過：“文者，貫道之器也”。
這些文學理論雖然主要是針對文學正統樣式詩文來說的，但同樣適用於文學中的小說體裁，隻不過當時的小說不是文學中的主流，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罷了。
二、小說與政治的關係
中國小說的曆史源遠流長，從小說誕生的時候起，小說就有多種功能，主要包括愉悅功能、教化功能（其中包括政治、宗教、倫理方麵）、認識功能等等。也就是說小說本身就與政治有建立聯係的可能性，但是，早期的小說並不被人們所重視，難登大雅之堂。這從小說一詞的由來就可以知道，“飾小說以幹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這裏所說的小說，是指瑣屑的言談，小的道理，雖說與後來的所謂小說相去甚遠，但從命名的由來來看，就有了輕視的意味，不過對小說的政治功能，當時還是承認的。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在這裏孔子所說的“必有可觀”，就是對小說政治功能的承認，認為小說是和詩一樣“可以觀”的。桓譚 枟新論枠 也說：“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同樣強調了小說有“可觀之辭”。班固在 枟漢書·藝文誌枠 當中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裏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班固繼承了孔子的思想，也肯定了小說的政治功能，通過這些對小說隻言片語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是在中國古代，小說是不受重視的，但是大家又都承認其具備一定的政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