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卷史書，惟楚有才。楚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源遠流長的地位，曆來為湖北稱耀。無論是先民神話、《詩經》二風（《周南》《召南》），老莊散文、屈宋辭賦、唐詩宋詞、明清散文，共同構鑄了楚文學輝煌的曆史世界。由此可見，湖北散文在血緣上曾有過極其輝煌的曆史淵源及身家顯赫的文學家族。僅僅是屈子涉水化蓮這一維，便足以渲染成為民族文化的主色調而彪炳千秋。
對於“散文”這一形態本身較為模糊的文學樣式的界定，學界各家曆來均持異見，雖然已有各位大家的高論言說，但是中國散文理論的體係建構依然處於尚未體係化、理性化、範式化的存在。有鑒於當下存在的情狀，考慮到將散文梳理成為全方位、理論化的文本樣式存在的難度和問題，本書所觀照的湖北散文，僅以新時期以來學界基本認定的“純散文”為主要研究對象，並未將報告文學、雜文以及各類文學小品容納其中，作為觀照對象。當然，我們也殷切期望，未來的時日能有機會對於曾經震撼全國的湖北報告文學以及相關創作進行係統的研究與討論，以填補湖北文學研究實際存在的某些缺失與忽視。
一
中國當代散文承載著豐富的曆史內容，走過近半個世紀的坎坷曆程。文學發展的動態過程必然伴隨著曆史、時代、社會的源流脈絡獲得同步發展。因此，從縱向的、發展的角度考察新時期湖北散文的發展態勢，厘清來龍去脈，對整個中國散文史的建構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在這種曆時的統照下，湖北散文的演進過程呈現出以下三個階段的基本理路。湖北散文始終以沉寂之姿努力地尋求新的發展前景，它的藝術生命力在創作隊伍、作品數量、審美拓展上順應了時代需求，形成了色彩紛呈的局麵。
（一）傳承階段：集團意識的散文調式
湖北散文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十七年階段，同全國的散文形態一樣，打上了鮮明的時代與意識形態的烙印。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以來的“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文學意識放大到文學創作的各個領域與體裁，戰爭時期特定的政治意識泛化為建設性的文化意識。在那種以“左”為文學宗旨、以“左”為文學審美圭臬的特定社會曆史環境與文學創作氛圍中，無論是詩歌、散文，還是小說、戲劇，都呈現出一種趨同性——頌歌體——的模式。散文創作的題材選取主要以“國家大事”、“人民戰爭”、“建設氣象”為首選，散文藝術構思與審美意象多以詩化抒情為基調，審美格調趨於格式化。散文三大家——楊朔、秦牧、劉白羽的散文成為時代散文的標準範式。散文“詩化”、“形散神不散”成為重要的創作原則，過度地適應政治功利的要求，借景抒情、托物言誌、追求意境形成了對於散文藝術探索的拘囿和規避。“形散神不散”的模式化傾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桎梏了散文藝術的創新性探索與散文審美創造力的提升，導致了散文問題內在的封閉性、審美層次的簡單化與創作的模式化。
1966年之前的十七年期間，湖北散文同樣以“頌歌式”的寫作——謳歌新時代、新社會、新氣象、新人物、新事件為主調。散文創作者“走遍了天涯海角，”也走遍了礦山、車間、水庫、工地、魚米之鄉，經濟作物的田野，自然它也走遍了學校，機關、街頭巷尾①”，去找尋新國家的新鮮事，用以歌頌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新生活景象。這一時期散文創作的主要代表有碧野等。碧野的散文代表了特定曆史背景下的特定時代散文創作的水平，堪與三大散文家楊朔、秦牧、劉白羽媲美，因而常被學界歸於“楊朔式”——政治抒情散文之列。作為一個與時代同步的作家，碧野反映邊疆風貌的散文集在當時十分引人注目，《天山景區記》、《邊疆的春天》、《邊疆風貌》、《在塔裏木盆地上》等作品享譽一時。在新時期以後，碧野仍有《長江，母親的河流》、《神農架之行》等作品問世，創作上強盛的生命力展現了他在當代散文史上的獨特價值
1956年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散文界也呼籲散文複興，提倡美文。“雙百方針”的提出使禁錮已久的知識分子如沐春風，散文多樣化的審美意識開始複蘇，散文繁榮的外部條件基本形成。複興五四以來的散文傳統，創作新時代的“美文”成為作家的共識。在全國重振散文意識，提高散文藝術格調的環境下，國內出現了一批優秀的散文作品，葉聖陶的《遊了三個湖》、許欽文的《鑒湖風景如畫》、方令孺的《在山陰道上》、豐子愷的《廬山麵目》等佳作。這一時期湖北作家的散文作品值得稱道的有白樺的《洛陽燈火》、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記》、碧野的《天水景物記》、徐遲的《歸來》、聶紺弩的《天安門》等，為當時的散文審美與鑒賞起到了示範的作用。1956年出版的《散文小品選》中，湖北散文寫作也成為這一風景中獨特而重要色係。但是，散文的繁榮時間非常短暫，僅僅一年之後，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抑製了散文創作的活力，接踵而至的大躍進使得浮誇之風直接影響了散文，導致散文寫作遠離現在生活與存在，散文創作重新為意識形態所籠罩、遮蔽，成為意識形態和時代的工具。“盡管這一時期散文作品滿紙豪言壯語，光芒萬丈，卻始終掩蓋不了其中的蒼白膚淺、浮誇空洞的實質，因為缺乏藝術的生命力”②16。
1966——1976“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使得中國大陸個體人性遭遇了史無前例的的摧殘，作家殞命，文脈斷裂。以京劇“革命樣板戲”為代表的“戲劇”創作，將建國以來文學的政治抒情熱推到極致，完全驅逐了散文經典的抒情、性靈之魂。作家的散文創作幾乎處於停滯的狀態。文革對知識分子造成的生命及精神的創傷，人類在苦難之後挽悼、懷舊的審美心理，促成了新時期中國文學由“傷痕”到“反思”的發展軌跡。新時期湖北散文也難免曆經這一過程。文革結束後，湖北老一代文學家，紛紛從傷痛中沉靜下來，奏響回歸者的心聲，展開了對文革悲劇的血淚控訴。胡風的《關於魯迅的雜文》、聶紺弩的等，繼承魯迅的傳統，對民族劣根性的激烈批評，展示了其作為一個擁有獨立人格的戰鬥者、批評家錚錚俠骨；聶紺弩的散文《我與雜文》、《故鄉、故鄉的語言兒歌之類》中對過往對月與文學的回憶，顯示了老一代知識分子的赤子情懷；此外以“七月”詩人而光耀中國文壇的曾卓與綠原的散文，以藝術的筆調，真摯的感情，傾訴曆經苦難與殘酷的人生處境之後對溫情與愛意的熱愛。
隨著文革的陰影漸漸退卻，新時代多元自由的景象的到來，文學藝術漸漸走向了相對自由創作、發展的軌道，逐漸呈現多元的態勢。新時期的湖北散文，反思1949之後的中國曆史發展進程，將個人的經曆與國家情感、民族運命結合進行思考，抒寫個體存在與精神情感，懷舊的、性靈的散文開始出現。田野這位有著不尋常的個人經曆的老作家，文革後致力於散文創作，連續出版了《相思曲》（1979）、《海行記》（1982）、《掛在樹梢上的風箏》（1987）等散文集，成為湖北散文老生代創作的重鎮。20世紀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社會意識形態寬鬆的環境中，文學藝術創作的多元性開始顯現，形成了一個散文創作的高潮。在就是年代的散文高潮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文化散文”。“文化散文”正是由湖北散文中堅的王維洲率先提出“文化散文”的概念，並身體力行地進行文化散文的創作。“文化散文”拓展了散文創作的空間，增強了散文的曆史文化蘊含與曆史時間的縱深感，延長了散文的時效性，增添了散文創作的新的維度。《千佛洞夜話》、《少林寺秋遊閑話》、《三峽猿聲》、《仙佛寺香火》、《張家界的山、月、夢》鄱陽日出》等等作品都顯示了文化由意識形態化走向多元化的散文觀念的轉變，成為90年代文化散文熱先行者。
（二）調整階段：新舊美學傳統的較量
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條件影響下，文學呈現向內轉的姿態。創作者個性意識的複歸，以及讀者的世俗化期待，市場的銷售效應都影響到了散文的創作，散文寫作在題材、寫作方法和審美取向、藝術呈現等方麵顯現出紛繁之姿。90年代以來的湖北散文也展開了它的“擴容”之態。胡發雲雖然以小說創作為主，但他的視野一直在關注著人、人的生命、人的存在與人的發展與環境的關係這些與人類息息相關的問題，其散文寫作總是從生命個體的存在狀態中找到思想的闡釋的最佳平台和情感宣泄的最佳方式，他總是在奮力地去尋找現代人靈魂翔升與安妥之地，他的《老傻》、《想愛你到老》、《邂逅死亡》等都是大陸散文的上佳之作。作為湖北散文主力軍的徐魯和華姿，也在90年代完成了各自的創作轉身。徐魯從青春的歌吟轉向書齋的沉思，寫出了富於哲學沉思和文化彰顯的散文隨筆，《劍橋的書香》、《黃葉村讀書記》、《重返經典閱讀之鄉》、《書房斜陽》等，都是他閱讀與深思的流溢。華姿將對宗教的虔誠之心植入哲理式的思考，寫出了許多表達宗教與愛的主題散文。散文新作《花滿朝聖路》、《兩代人的熱愛》、《在愛中學會愛》等散文集，在充滿追問與詩情的行文中，在宗教和哲學的氛圍裏，抒寫著自然之愛、女性之愛和宗教之愛，表達著作者生命的歡欣和創痛。任蒙則傾心於曆史文化散文的創作，取得豐碩的成果，並摘取了孫犁、冰心散文獎等全國性散文獎項，出版了《任蒙散文選》等多部散文專集。
進入90年代的實際轉型時期以後，湖北散文不乏求索與拓荒的先鋒姿態。劉繼明的散文作品以注重知識與思想含量見長，以一個寫作者的身份對“寫作”本身（包括文學、文壇、寫作）進行清理與思考，以一個知識分子的立場對社會和時代進行剖析批判。張執浩的散文集《時光練習簿》被指認為“先鋒散文”或“新生代散文”。對張執浩而言，散文可以更為直接地表達個體心性，是一種敞開自我的寫作，他的散文作品清晰地映現了自己的身影、體驗、記憶與感情。當年的湖北詩歌“三野”之一的野夫，新世紀之後走入了散文，並在台灣出版了《江上的母親》等散文集。野夫的散文是大陸散文第一個反思解放戰爭和土地改革等“革命”運動的作品，當“革命”以運動的方式消滅一個社會階層，桎梏與剝奪個人的物質與精神的所有一切的時候，恐怖就成為如影隨形的噩夢。他的《父親的戰爭》、《別夢依稀咒逝川》、《地主之殤》、、《江上的母親》、《生於末世運偏消》、《塵世挽歌》等，出版之前就深受各方好評，廣為流傳。
新時期以來主要從事散文創作的沉河、王芸、席星筌、譚岩等人，在散文創作方麵都卓有成就，他們的散文作品被譽為開拓散文新視界的新散文。沉河的散文集《在細草間》，把自己對生命個體、文學創作的理解和夢想投注到字裏行間，嚐試著將其對生命、生活和社會的思考納入到一種對於現實的觀照之中。王芸的散文《經曆著異常美麗》、《接近風的深情表達》、《懷舊的水潦濡濕琴聲》、《期待的草葉蒙蔽了眼睛》用敏銳的思緒觸及對生命、愛與情感、生活，主體的意識往往透過靈動的文字得到延伸。著有等。席星筌立足於鄉土散文的創作，其散文集《記憶與遊走》將鄉土情結濃厚地凝聚在他的筆端，他的質樸為多樣化的文學樣式提供自足的一維。而譚岩這位散落在民間的“文學穗粒”，有時更像一位隱士，勤奮的筆耕寫出了大量曆史文化散文與鄉土散文，出有散文集《行走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