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不遇之洪災
同治九年（1870年）十二月十九日，一個大事不斷之年的無大事之日。
此時的大清國，真可以說是內憂外患，紛遝而來；積貧積弱，積重難返。王朝剛從一場與法國的教案衝突中脫身，日本又跑來要求建立西式邦交。放眼內望，經過十餘年的艱苦征戰，太平天國與撚軍終於成了曆史名詞，可代價是河北、河南、山東、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打成一片焦土。而西北、西南的叛亂卻仍呈不可收拾之勢。舉凡內蒙古、山西、陝西、甘肅、青海、新疆、雲南、貴州，仍籠罩在前途晦暗的血腥內戰之中。列強又趁機作浪。不列顛滲透西藏，法蘭西蠶食越南，俄羅斯屯兵中俄邊境，虎視眈眈，靜待時機，大有鯨吞、蠶食並進之勢。
可是，在這樣一個春節在望之際，新任直隸總督李鴻章念念不忘的卻是降水（雨雪）量問題。
對於像傳統中國那樣一個廣土眾民的農業大國，像風調雨順這樣貌似平淡，卻又直接影響到王朝長治久安的事情，總是如此的可望而不可即。就在這一天寫給友人的私函裏，李鴻章先是追憶了這幾年來的“水旱頻仍”，雖然基層屢有豁緩賦稅征調的呼聲，可是殘酷的現實卻是各級官府“攤捐疊加”。結果就是“連歲無麥，民食極艱”，尚可聊以自慰的是，本年“冬內得小雪四次，雖未甚霑足，麥苗似均長旺。若讬福庇，稍有春雨接濟，定獲有秋”。
可惜天不遂人願。同治十年（1871年）的春天並沒有給李總督的轄區送來期待中的春雨，看著轄區內日漸枯萎的麥苗，李鴻章在寫給老師曾國藩的信中，甚至要為後者的轄區能夠得到“透雨”而特別表示祝賀了。
到三月中旬，旱情仍未有好轉，李鴻章也隻有在寫給恩師的信中繼續傾訴苦水：“畿疆春來僅獲小雨，麥苗多枯，秋禾未種，殊深焦灼。”但是就在這個三月的後半月，忽然有了轉機，出現了連續降雨的天氣，雖然降的都是小雨，但“麥苗雖不甚旺，秋禾差可播種”。到五月初，麥子總算保住了中等收成。
就在李鴻章轉而“專盼秋穀告豐”的時候，五、六月間形勢忽又驟變，連降暴雨，直隸境內“雨水極大，為嘉慶六年以來所僅見”。在這場七十年不遇的特大洪澇災害麵前，永定河上遊八處決堤，“並將蘆溝橋下石堤衝塌”。僅此一項修複工程即估價“約需二十餘萬”兩白銀。“天（津）、河（間）、順（天）三府”同時遇災，天津四周“數百裏一片汪洋”。李鴻章緊急申請截留十萬石漕糧賑濟災民，但就算批準也“猶難遍及”。又念及蘆溝橋修複工程巨款難籌，不免“仰屋徒嗟，焦灼曷已”。與此同時，安徽到上海一帶卻又陷入“苦旱”狀態，“棉稻歉收”，李鴻章也隻有長歎：“豈南北各有一天也！”
到七月下旬，災情進一步惡化，“津、河各郡竟成澤國”，隻有種在高地上的農作物得以保全。可是，從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初四，“連雨六晝夜，高地收成遂又大歉”。
到八月中旬，永定河上的決口增加到了十餘處，維修費用估價也提高到了三十餘萬兩。嘉慶六年（1801年）的水災與之規模相當，當時中央財政尚算充實，當年即撥款一百數十萬兩賑災，“次年春夏尚有巨資接濟”。而且這些撥款中既有來自國庫的公款，又有大量屬於內府的皇室私錢，真可以算是家國同構，體恤下民了。
但在連年戰亂之後的同治十年，李鴻章既難以得到中央撥款，更難以得到皇室的內幣。他能得到的隻是十萬石漕糧（內江浙漕米八萬石，奉天粟米二萬石），外加從浙江與江蘇采買的四萬石賑米（二省各采買兩萬石）。可是，十萬石漕糧隻能應急，就算四萬石“江浙賑米折價解到”，也不過饑民一月的口糧。雖然後來又追加了兩萬石賑米，但無疑還是杯水車薪。
尤其令李總督頭痛的是，直隸北部地區的農村民居多是“土坯葦牆”，大水浸泡後土崩瓦解，“朔風早寒，僵斃待拯之苦，不堪設想”。又由於“津郡為九河下梢，洪流橫溢，平地深至丈餘，其四鄉難民扶老攜幼而來不可勝數”。一時間，天津城內災民湧動，人滿為患。
總之，用李總督寫給皇太後和皇上禦覽的奏折裏的話說就是：“本年順（天）、保（定）、（天）津、河（間）等府霖雨成災，河堤潰漫，居民蕩析。情形極為困苦。”而在農業中國，饑民往往意味著亂民，而當亂民又變成流民時，問題就嚴重了。這些還都是眼前的急務，就算應付過去，如果不能及時把來年開春播種需要的種子糧分發下去，還是無法根本解決問題。而且，九月後雖然洪水減退，但“天津、河間低窪之處，積水尚二三尺”，朔風之下悉數結冰，導致冬麥無法種植，故而來年開春不僅要發放種子糧，還要繼續發放賑濟糧。
可是這又能怪誰呢？連續的內戰和外戰，導致“畿輔水利廢弛已久，收拾為難。年年饑荒，非旱則澇”。最終釀成了同治十年“秋禾既顆粒無收，春麥又補種不及”的災難性景象。剛上任未久的李鴻章在滂沱大雨中“坐此愁城”，“處民窮財盡之地”，雖自嘲“智力俱困”，“焦惶無措”，但仍要放手一搏。
曾老師的李學生
對李鴻章而言，在絕境中奮起一搏，早已不是第一次。
遙想鹹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再破江南大營，席卷蘇南浙北。至鹹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軍名將李秀成統數十萬之眾，卷土而來，蕭山、紹興、寧波、諸暨、杭州，一路失陷。上海頓成孤島。一時群情洶湧，東南大亂。
當是時，上海孤島，三麵環水，一麵向敵。無援軍，無退路，隻有一群態度曖昧的洋人。形勢如此危急，上海地方官因擔心喪失上海的控製權，遲遲不願向外省實力派求援。上海地方士紳和商團一看朝廷、洋人、地方官都靠不住，索性自己籌錢，直接去找手握實權的兩江總督曾國藩乞援。並鄭重承諾，隻要曾出兵上海，滬上商旅願每月承擔貴軍十萬兩白銀的軍費。
對於正在鬧錢荒的曾國藩而言，這真是天大的喜訊。但對於一貫用兵謹慎的曾國藩來說，這又是一次很大的挑戰。經過反複權衡，他終於致信九弟曾國荃，望其能帥八千陸軍、五千水師去守上海孤城。誰知荃帥眼中，不世奇功隻有一件，那就是攻克太平軍的“老巢”天京，其他都不足轉移他的視線。
曾國藩沒辦法，隻好另覓良將。思來想去，目光鎖定在他的得意門生李鴻章身上。
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是曾國藩的同年。在傳統社會，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脈機緣。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旅居京師的李鴻章第一次見到了曾國藩，從此執弟子之禮，終生不改。
鹹豐三年（1853年），曾國藩創湘軍以對抗太平軍。又五年，幾經蹉跎的李鴻章入曾氏幕府，開始其半學生半幕僚的生涯。
曾國藩很看重李鴻章，以至於在很多人看來有些徇私。可是，曆史還是證明了曾文正的獨到眼光。
固然，這個年輕人有很多毛病，但一個真正的伯樂正善於透過一時的毛病，去發現千裏馬的本質與潛能。
李鴻章好睡懶覺，曾國藩就故意等幕僚到齊才吃早飯。結果群賢雲集，唯李合肥“披衣踉蹌”後至。終於使小李一狠心，戒掉了睡懶覺的毛病。老師趁熱打鐵，又要求李同學早飯後陪他散步。一路給他講修身，講為人，講平天下。既說古今中外，更鼓勵他放眼世界，深研時務。時間長了，這早起散步竟成了李鴻章一生不倦的早課。
李鴻章又好吹牛，說狂話。曾國藩就故意安排他與“湘軍才子”李元度議論軍政大事，以挫其傲氣，養其傲骨。
李鴻章又自恃才高，總以為普天下老師第一，學生第二。於是曾國藩便故意讓他與“一代霸才”左宗棠共事，告訴他什麼叫“兩峰並峙，二水分流”。
如此數年，李學生終於由一個愣頭愣腦的“合肥老母雞”，變成了曾老師匣中一支急欲出鞘的絕世好劍。現在，正是用他的大好時機。
李鴻章也沒有閃避。正是他，受師命於臨危之際，帶著募來的十三營淮上子弟，坐著從洋人那租來的火輪船，橫穿敵境上千裏，敵後登陸大上海。
李學生抵滬後，曾老師又以信函指示道：“閣下初當大任，宜學胡文忠五、六年初任鄂撫，左季翁初任浙撫規模，從學習戰事，身先士卒下手，不宜從牢籠將領，敷衍浮文處下手……一年之內，閣下與各營官必須形影不離，臥薪嚐膽，朝夕告誡，俾淮勇皆成勁旅，皆有聲譽，目下可使合肥健兒慕義歸正，將來可將淮勇以平撚而定中原。閣下若與各營離開，則淮勇萬不能有成……願閣下力為其難，自赴前敵。大難未平，吾輩當為餐冰茹檗之勞臣，不為腸肥腦滿之達官也。”
那麼，他帶去的又是一支怎樣的軍隊呢？
他們穿的衣服既有半舊的軍裝，也有自帶的花棉襖；他們的武器，既有西洋槍炮，更不乏大刀長矛。
不過有一樣是統一的。那就是幾乎所有的士兵都沒穿鞋。他們就這樣光著腳丫子，拖著土布包袱，拉著手推車，一路到了十裏洋場的大上海。陽光下，當地人看著稀奇；洋人卻納了悶：李鴻章來打仗，帶這麼多難民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