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整整四十歲。屬耗子的，血型A ，天蠍座。喜歡的顏色是深藍色，崇拜的偶像是可可·費爾南德茲。信奉的格言∶天上下雨地下流，小倆口打架不記仇。興趣∶侃。運動∶床上。
我過了三十歲才結婚，到現在已經八年多了。沒孩子。不是我們不能生，而是當初唐玲玲懷孕的時候，我和她還沒有正式履行法律手續，並且都在念書，因此經過多輪談判，當然主要是由於我的堅持，把胎兒打掉了。後來我太太和我吵架的時候，每當達到極度憤慨的程度，就會揮舞著雙拳對我大聲咆哮道∶“還我孩子——！”。那聲音，如同“還我河山”一樣雄渾悲壯。
憑良心說，十幾年前我剛認識唐玲玲的時候，她可以稱得上是個美人兒。那時我在芝加哥大學學比較文學，她小我一歲，比我晚來美國一年，念的是國際金融。當時有很多人追她，我在那幫追求者當中絕對算不上是出類拔萃的，也沒有什麼高超的手段，我最後能勝利出線奪得頭獎，靠的是誰都不具備的恒心。那時候，我就像她的影子粘在她身邊不離左右，隻要開口說話就說我愛她，不管受到什麼樣的冷遇、嘲笑、打擊和羞辱，我都默默地忍受著。當我們好上了的消息傳播開以後（我瞞著她將傳播速度加快了一百倍），她在中國留學生裏身價大跌。我的手下敗將、當時靠給富人家後院割草維持生計後來家財萬貫成了華爾街上叱吒風雲的人物的胡得亮，曾經這麼評論我的未婚妻∶“一個下三爛就憑著低三下四死皮賴臉就能把唐玲玲給追上，可見她有多麼低俗！”不久以後，當唐玲玲打胎的新聞四處流傳時，胡得亮又給她起了個日本名，叫做“未婚先有子”。蒙他關照，我也成了日本人，名叫“人頭太次郎”。
唐玲玲那時年紀輕輕、初來乍到，眼裏看到的還都是資本主義光明的一麵，懷著無數幻想。因此，我這個把菲茲傑拉德、納博科夫和詹姆斯·喬伊斯等大師掛在嘴上侃侃而談，並且能夠寫出“比黑夜還要黑暗的,是宇宙的盡頭；比宇宙的盡頭更加黑暗的，是肮髒的人類靈魂”之類名言的心靈探索者，在她看來屬於“才子型”人物，前途是相當看好的。當時她還不知道，在資本主義這架複雜精密的大機器裏、在這個冷酷無情的世界上，“文學”這個古老的行當，早就攤不上香餑餑吃嘍！像我這樣拿著獎學金吊兒郎當混學分兒的“才子”，早晚有一天得流落江湖，淪為袒胸披發的一介“狂士”。這一點，我比誰都清楚。
所以，趁她還沒醒過悶兒來的時候，我加強了攻勢，一天給她講一個“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淒美故事。於是，含著晶瀅的淚花，她在結婚證書上簽了字。
唐玲玲拿到碩士以後，鴻運高照，不久就在洛杉磯一家大公司找到了工作，年薪相當優渥。我的博士課程還沒修完，夫婦二人隻好灑淚而別。轉過年假期一到，我就飛赴洛杉磯探親去了。那可真是受苦的窮人翻了身啊——她開著一輛嶄新的“寶馬”車來接我，進屋一看，金碧輝煌，好象誤入了家具商場裏的高級樣品展示廳，弄得我半天都不敢落座，怕一坐下去就會有人過來談價錢。那天晚上我們連續不停地做愛，而且不斷地變換著做愛的場所——先是在客廳的意大利真皮沙發上，後來又在衛生間寬大的大理石浴缸裏，最後才轉移到臥室中的那張柔軟波動著的高級水床上。她從來沒有像那天那樣熱情奔放，那麼放得開，高潮與高潮之間的間隔也越來越短，看起來的確是痛快淋漓！過了好多年以後，唐玲玲仍舊念念不忘地一再提起這一夜的狂歡，用來證明我已經不如當時那麼愛她了。
我們這樣異地分居了兩年。隻要學校放假，我就飛到洛杉磯去。“久別勝新婚”，相聚一起時，我們的感情和性生活都相當和諧，也可以說，在我們全部的婚姻生活中，那幾小段日子是最和諧的了。在這期間，我和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曆史係一個研究中國曆史的女孩子伊莎貝拉睡過覺。我們是在一個漢學研討會上認識的，她身材不高，在白種人裏膚色偏黑，眼睛和頭發都是褐色的，講一口流利的台灣國語。她在會上宣讀的論文是《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前的平城：拓跋鮮卑人的漢化和漢人的鮮卑化》。休息的時候，我走過去說她長得像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油畫裏的美麗姑娘。她聽了，兩眼熠熠放光，說真的嗎？我祖父母就是從意大利來的移民，雖然我的意大利語講得還不如中國話好，但我是個百分之百的意大利人的後代啊！那個周末的晚上，一個百分之百的意大利人的後代與一個百分之百的中國人的後代，一起上了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