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實
讀《青春的備忘》猛然發現，我也是很健忘的，頓然領略到作者“備忘”的莊重含意。
當生活把一段最不堪的記憶自然而然淡化並抹去的時候，薛保勤卻以令人震撼的激情和拷問，鑄成鏗鏘的詩句，給我和我們“備忘”。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確是令人不堪回首卻持續了近十年的舊事，不堪到殘酷和荒唐。無以計數的城市高中初中畢業生，在一個不容置疑的口號和嚴密的政策條令下奔赴農村，開始經受“煉獄”般的洗禮和錘煉。“知青”是那段特殊的曆史過程裏的專指名詞，不單是那一代城市知識青年的簡稱，而是標誌著一段災難性的社會大背景裏的“文革”，或者說是作為“文革”災難的重要社會標誌之一。薛保勤是經曆過這場上山下鄉洗禮的一個，更是一個至今不能釋懷且提示社會“備忘”的思想者。對那段經曆的回嚼，提供給當代人以“備忘”，既顯示著一種思想的力度，也昭示著一種耿耿於懷的責任，對自己，對事業，也對國家和民族的未來。
《青春的備忘》展示的是一個曾經“上山下鄉”的“知青”的精神曆程。詩一開篇便直言不諱當今世象裏對當年那場“上山下鄉”運動的種種心態，有忘記說，有不再提及說，有控訴說，有反思說，還有詛咒說。薛保勤當屬“備忘”說。詩中的“我”既有廣大“知青”的普遍性心理曆程，又具有許多人不具備的深刻反省和思考的個性，應該是那一代“知青”的典型。
詩中的我，起初也是和廣大“知青”一樣，以青春的全部熱烈與莊嚴神聖的實際行動，義無返顧地奔赴農村那個“廣闊的天地”去了。詩中有一個生動真實而又傳神的細節：送別時，母親不無擔憂地唏噓流淚，被激憤燃燒著的我們卻“假裝視而不見”，毫不在乎地“高昂著轎傲的頭”。信仰產生的激情是無所畏懼的，母親的親情不僅不會引發心理感動，反而可能被視作短視或多餘。那個時代整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都彌漫著純粹而又濃烈的“忠於”領袖的氣氛，凡領袖的任何一句指示下來，都會激發紅旗招展、鑼鼓喧天、萬眾一呼、擁護執行的效應。處於人生血氣方剛年齡區段的年輕人，更是時時事事都站在潮頭的先鋒。我是經曆過那個時代的人，完全相信詩人的描述，並為那個傳神的細節而產生真實的信賴。
懷著“大有作為”的理想進入農村“廣闊天地”之初，一切都是新鮮的，扶犁吆喝和揮鍁揚場，和著汗水的詩意；批判指定的敵人和鬥掉自己的私心雜念，伴著勇敢虔誠的激情；物質的貧困和4青神的貧瘠，尚不能動搖堅守的信念。時月稍長，當一時的熱烈和血湧被庸常化釋為平淡，且有“壓抑”和“慨歎”從年輕憧憬的胸膛不由自主發生的時候，“破舊的口琴”和“二胡哀婉的絲弦”是無法化解的了，應當是心理和精神裂變的前奏，詩人寫得如此細膩而真實。
嚴酷冷漠的現實容不得稍微持久的浪漫，更容不得任何偽造的虛假美麗。鄉村真實生活的某些嚴峻乃至冷酷，迫使一切浪漫情懷和美麗圖景化作冷寂和飛灰。詩人以簡潔的敘事詩句，列舉了促進“我”心理轉折的三樁事件：一個正處花季的女“知青”被騾子撞下山溝跌成終生癱瘓；一個對“明天、明年、未來”懷有“色彩斑斕”夢想的小夥兒，被枬塌的窯洞砸死在睡夢中。這兩起多少帶有意外的偶發事件，卻無法減輕任何一個同類巨大的心理悲痛，以及由此引申的從情感到精神的嚴重挫傷。而一對由產生了戀情發展到同居的“知青”的悲慘結局，卻完全是人為製造的。“文革”把極左政治搞到極端，由此而派生的極左政策是駭人聽聞的冷酷，由“無產階級專政”派生出來的“群眾專政”更是比比皆是。對同居者先實行一段既在懲罰又在羞辱的“遊街示眾”，那個女“知青”架不住這羞辱而自殺。實行專政的群眾可能還陷在維護革命也維護道德的莊嚴之中，卻絲毫不覺得自己維護的革命是極左理論引導下的歧路和絕境，更不察覺自己維護的道德是自“五四”就開始聲討和推翻的封建道德。那些親自目睹同類慘死的知青們，任誰恐怕也再難繼續保持詩性的浪漫和愚昧的盲從了。詩裏僅僅列舉了這三個慘痛事件，自然是出於藝術創造的考慮，而實際生活中所發生的類似的各種慘事悲劇，幾乎不勝枚舉。更有無法遮掩的廣大鄉村普遍貧窮到饑餓和無衣的現狀，使一切極左的理論都難以達到其切實的效力，也使一切因此理論而張揚起來的激情和詩性難以持久。道理很簡單，真實的生活和社會的真實圖像，是一切空想和極左理論無法改變的。
於是，懷疑和反叛就成為必然。詩性的浪漫和信仰的激情被眼見的生活現實粉碎了，一時又找不到新的理論作填補和支撐，便會發生空虛和沮喪。從人的普遍性心理來把握，這時候是最痛苦最無助的一種心理狀態，也是最容易發生非理性的極端的破壞行為的。《青春的備忘》敏銳地寫到這個必然的心理過程，“偷雞摸狗”、“打架群歐玩世不恭”、“偷懶裝病”，以至“損壞即將成熟的農田”。我可以見證詩人所寫的這種真實。那時候我在西安郊區一個公社（鄉）工作，所有以糧食和棉花生產為專業的生產隊（村子裏的公社化組織稱謂），按土地麵積分派著從西安城裏下來的“知青”，如詩中所寫的這些無政府行為，幾乎到處都在發生，從行政管理部門到普通村民已經形成一種概念，似乎哪個村子的“知青”較長一段時日不發生此類事件，倒成新鮮事了。一個不容回避的現實擺在所有人麵前，以“大有作為”為理論指導的“上山下鄉”運動，結果卻不僅不是在“廣闊天地”裏的建樹，而是某種帶有普遍性的破壞。然而，誰都沒有膽量戳破這個“謎”，倒是用某個先進的“知青”典型人物，詮釋著張揚著這場運動，不惜掩蓋普遍的如詩中所述如我們例證的實際發生著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