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營活動中，洪江商幫還很重視發揮群體力量，以宗法社會和鄉裏之誼彼此團結，又以興建十大會館、供奉關聖等方式，作精神上的維係，形成所謂“五府十八幫”，即各自為幫，且相連為團的商業組織。
洪江曆史上沒有縣治，是一個“先市後城”的典型商埠，故城內的“十大會館”，不僅是一個經濟組織，也是一個基層政權組織，社會地位極高，儼然已接近於西方城市商人自治的模式。正因如此，洪江商幫在經營貿易活動中，能夠獨自運作、搶占先機、自主發揮，這都是其他受限於地方官府管製的商幫所不及的。
兼任洪江商幫文化研究會會長的曾湘洪說，洪江商幫雖立足偏僻之地，但有海納百川的胸懷，篤信“天下的錢，應由天下人來賺”，從不排斥外地商幫對本幫地盤的滲透，且敢於吸收外地商人為新鮮血液，推動自身發展。
民國四年（1915年）由十大會館改組而成的洪江商會，是湖南省內成立最早、會員最多、實力最大、影響最廣的近代民間商會之一，後來經注冊陸續加入商會的，就有洪油、綢布、南雜、百貨等16個行業分會。
洪江當地還流傳一句民謠：“貴州館的頂子，江西館的銀子，寶慶館的錘子。”意思是洪江當官的多是貴州籍人士（民國初年至抗戰前，洪江基本在貴州軍閥控製下），發財的多是江西移民（洪油業大體上為江西幫壟斷），而從事手工業者則基本上是寶慶府的人。這也從一個側麵生動反映出，洪江社會結構和商業文化的多元化。
“第一古商城”今昔
繁華已隨流水去，此地空餘一孤城。
相信每一個對洪江古商城輝煌曆史有所耳聞的人，如今再走進這座二水環繞，風光秀美，街頭巷尾卻彌漫著落寞氣息的小小山城，都會有類似感慨。
抗戰時盛極而衰的洪江洪油、木材等行業，抗戰勝利後，因長江航運恢複一度有所起色，全行停業的油號，有13家先後複業或新辦。20世紀50年代中期，“識時務者為俊傑”的洪江富商，積極配合新政府的公私合營政策，紛紛將巨額財產或折價入股、或購買公債、或盡數捐獻，本人則多選擇告老還鄉，頤養天年，這片孕育“中國內地最早資本主義萌芽”的福地，再也見不到資本主義的蹤影了。
但此後20餘年，洪江城的經濟命脈，又因特殊的機遇得以延續。
早在抗戰期間，沿海已有部分內遷工業企業落戶洪江，50年代推行公私合營期間，地方政府利用私營商業資金也興辦了不少工廠。到六七十年代，國內大舉進行“三線建設”，地處湘西腹地、西南咽喉，水路運輸便利的洪江，更成為重型企業內遷的當然之選。生產軍用雷達的湘西儀器儀表總廠等三家大中型軍工企業相繼遷入，大大充實了洪江工業的實力。
據洪江當地人回憶，僅湘西儀器儀表總廠一家，最多時就有不下8000名職工，相對優厚的福利待遇、穩固牢靠的鐵飯碗，對昔日風裏來雨裏去辛苦打拚的商人們的後代，極富吸引力。數以萬計的國企工人隊伍，很長時間裏成為洪江日常消費的主力，而這座曆史悠久的商城，不知不覺間蛻變成一座名副其實的工業之城。
真正讓洪江日益“邊緣化”的，有兩件事。第一件，是曆經近40年斷續施工後，湘黔鐵路（株洲至貴陽，全長905公裏）終於在1975年1月全線貫通，3年後，焦柳（河南焦作至廣西柳州，全長1639公裏）亦告貫通。東西、南北走向的兩大運輸動脈，在洪江古城以北四五十公裏的懷化鎮彙合，更快捷、更高效的鐵路運輸，對數百年來以水路運輸為生存發展命脈的洪江經濟衝擊之大，可想而知。
這兒還有一個小插曲：據說湘黔線、焦柳線原規劃是在與洪江近在咫尺的安江彙合的，但當年的黔陽縣（洪江受其管轄）地方主要官員認為，修鐵路會占用很多耕地，使本來人多地少的老百姓生活更加窮苦，而恰巧有關的鐵路設計圖紙又莫名其妙地丟失了，最終，國家才敲定如今的懷化市區，作為兩大鐵路幹線樞紐站的選址。
不管“父母官好心辦壞事”的民間傳聞是否屬實，“火車拖來的城市”懷化轟鳴的汽笛聲，變成了“小重慶”洪江式微的警號。
第二件事，就是改革開放以後，全國範圍內不少國營軍工企業逐步轉向軍民兩用，外部環境的和緩，國防戰略的調整，以及盡可能接近交通要道和市場的實際需要，都讓它們繼續留在深山裏的安排，變得日益不合時宜。湘西儀器儀表總廠等大型企業，陸續遷回省會長沙等地，相關配套工廠企業，也見機外遷。人去廠空，人口長期維持在20萬以上的洪江城，如今隻有區區7萬餘人了。
最讓老一輩洪江人留戀的古城商業遺存，比如沅水、巫水兩岸密密麻麻的碼頭，還有岸上數不清的商鋪貨棧，在80年代中後期以舊城改造為名的大拆大建中，毀於一旦，至今保留下來的老街區老房子，大約隻有原先的三分之一了。
即便如此，劫後餘生的380多棟、總麵積30萬平方米的明清古建築群，仍讓前來實地考察的著名古建築專家羅哲文（曾任國家曆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組組長，早年師從梁思成，2012年5月逝世）驚歎，洪江是中國近代商業發展的標本和活化石，堪稱“中國第一古商城”。
世事滄桑，時過境遷。洪江欲再現數百年來的繁華盛況，已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也許，留住一線依稀可見的商脈，澤被後世，滋潤來者，不失為一種最好的傳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