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站在兩個時代的交接處——讀王炯華著《朱九思評傳》有感(1 / 2)

王炯華老師長我九歲,說起來應該屬於我的前輩,但我內心總把他當兄長看。近讀他為我現在供職的華中科技大學(原華中工學院)的創辦人朱九思先生所寫的傳記,頗有感慨。該傳記有年近百歲的李銳老和現任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李培根的序,對九思先生辦教育的成就已經作了中肯的評價。我在此隻想以一個晚輩的眼光,談談我對九思先生以及他們那一代革命者的理解,試圖在革命年代和當今的改革時代之間做一種溝通,以便對我們這個民族近一個世紀以來所經曆過的滄桑有一個大致貫通的理解。

我曆來認為,在比我更年輕的人中,像我這樣能夠同時理解革命年代和改革時代的人已經不多了。我所謂的“革命年代”,包括我的父輩們曾經拿性命去拚搏的那個革命戰爭年代,同時也包括1949年以後打著“革命”的旗號所開展的曆次政治運動的時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時代;而“改革時代”則是指最近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革命”話語逐漸淡出的時代。這兩個時代的交接,在中國當代史上應該說是一種質的飛躍,也就是從道德意識形態(不論真假)統帥一切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標榜政治正確轉移到謀求利益實惠、從“跟著某人走”到各人走自己的路的大轉向。遙想當年,我們從學校到下鄉當知青,“革命”一詞在我們心目中是那麼神聖,“政治上要求進步”是年輕人為人正派的最主要的標誌。我的父母在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中,也始終堅持自己是“革命者”,是被“誤傷”的真正的“左派”,認為他們當年追求的革命理想一字不改地成了整他們的棍子,這裏頭肯定是“搞錯了”。“文革”中的“翻案”失敗並進一步挨整,使他們開始懷疑自己幾十年來所追求的東西是否從一開始就走偏了。然而,從感情上說,他們還是屬於那個“激情燃燒的年代”。記得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的一個春節,我向朋友借來一台自製的礦石收音機,晚上偷聽“蘇修”莫斯科廣播電台對華廣播的古典音樂節目(那時“偷聽敵台”是要坐牢的),父親走來斥責我,不說那很危險,卻說那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令我馬上關掉。

九思先生和我的父母是同一代人,曾在當時的《新湖南報》任職,我父親接替九思先生擔任報社第三任社長(第一任為李銳)。這都是一些正直的共產黨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報社的人際關係和諧,朱正、鍾叔河等一大批年輕報人生龍活虎,才華橫溢,充滿激情,同事之間不稱官職,隻稱“同誌”或“老×”、“小×”,很少官氣。那時的領導幹部,的確是比較廉潔,當然也是沒有什麼可貪的,但也與隔三岔五搞一次“運動”、打一批“老虎”有關。但1957年以後一切都變味了,用李銳老的話說:“周惠到省委不久,便派他的親信官健平接管了《新湖南報》,將九思調到教育廳”,“官健平在《新湖南報》打了54個右派,基本是編輯部主要人員,成為全國報業之首。後來查清,官健平同他的父親都是原福建鏟共團的殺手,他父親是負責人”。(《朱九思評傳·序一》)《新湖南報》的右派集團案由此真相大白,人們總結說,這不是反右,而是“國民黨整共產黨”。九思先生因為走得早,躲過一劫,並得以在(武漢)華中工學院施展才華和抱負。

但我總有點懷疑,當年如果不是重用官健平,而是依靠另外什麼“根正苗紅”的人來做,是否事情會有本質的不同?或者說,全國那麼多地方都發生了反右錯劃的冤案,是不是都是由“國民黨”操縱的呢?再者,如果我父親不是被排擠,而是由他來主持報社的反右鬥爭,是否就不會出現冤案呢?顯然,問題還可以往深處挖。即使是由於“壞人當道”造成了曆史的悲劇,也要追究為什麼總是“壞人”當道。即使是九思先生這樣的好人,創辦華中工學院後不久遇上“反右”,也隻能盡量減少一些“誤傷”,而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什麼。“相對說來,華工的‘反右’又還比較平穩。他們的右派人數不是流行總數的5%,而是不到3%。然而即使這樣,1980年落實政策表明,除一人因組織政黨並從事政黨活動……而不能改正外,其餘237人全都屬於冤假錯案”。身為華工的領導,“他的確沒辦法,但的確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