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先生有一句名言：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或中國人的世紀，或中國文化的世紀）。我覺得在某種意義上，他說的沒錯。但“沒錯”的理由，並不是他也許會認為的，這個世紀是中國人可以憑借自己五千年文明而傲視全球、揚眉吐氣，重振“天朝大國”或世界中心的國際地位的世紀，而是說，這是一個人類和人性的全部矛盾最集中、最全麵、最精彩、最突出地由14億中國人展示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的世紀。我們會感到，在全球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中，目前唯有中國是一個最不確定、最有大戲和好戲看的國家。其他那些國家，要麼基本的國家政治體製早已定型，縱然有些小打小鬧的改變，也就是這樣了；要麼還處於各種動蕩和重組中，沒有人知道將來的路怎麼走；要麼經過大的變革已經改換了門庭，但遠遠沒有達到人們所期望的效果；要麼從來就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改變，一切變化都隻是名稱和招牌的改換，多少個世紀以來的習慣勢力還在支配著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麵……相比之下，中國當前社會則處於一個最為“奇葩”的時代，在這片土地上所發生的無數事情，是在任何其他地方所不可能見到的。這種情況的產生，如果要從宏觀上來概括的話，可以視為自從人類軸心時代以來東西方兩大文明的最為劇烈的“化合反應”；但這種反應並不是雙方對等的，一方的文化元素相對而言是比較“惰性”的，而另一方則是比較“活性”的。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這種劇烈反應隻在神州大地上發生，而在那些本身早已變得活性十足的地方則看不到相互對等的激變，因為惰性元素在那些地方本身隻是許多活性元素之一，它的惰性不須任何改變本身也成了活性的。而在中國，外來的活性元素遇到本土的惰性土壤，便隻能苦苦掙紮和奮力突圍，否則就會被惰性土壤所封殺，或者本身變質為惰性而失去活性。如此詭異的全球文化態勢，給當代中國學人提供了極好的人文學術資源。
然而，最近一些年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已經越來越不對現實生活按照人們的預想短期內朝某個理想的方向改變抱天真的期望了。倒並非對中國的未來失去了信心，而是逐漸看出，中國的事情主要靠時間來慢慢改變，而且這種改變注定不是人為的結果，而是有待於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中國人有的是時間，對於這樣一個按自然規律起作用的國度，既然我們已經停滯了數千年，那麼現在多拖個一兩百年根本不算一回事，甚至是符合常規的。不容否認，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國家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從來沒有改變過的國情，這就是從上到下，國人的文化心理和思維模式仍然是幾千年一貫下來的傳統定式。這種傳統定式不改觀，我以為中國的事情注定是沒有希望的，哪怕在表麵上，甚至在外部的製度設置上有了完全不同於以往的變革，中國人總有辦法將它以看不出來的方式偷偷地又充實進舊的內容，更何況還有數不清的“潛規則”使這些寫在紙上的東西失效。四年前在廈門和資中筠先生對談，她主張中國目前最關緊要的是製度改革，而我認為思想啟蒙仍然是現在的主要任務。當然這種爭論一般來說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製度改革和思想啟蒙是互相依賴、互為因果的，我之所以認為思想啟蒙更為重要，是從獨立知識分子的立場來下判斷的。自從中國知識分子精英20世紀90年代從中國政治操作中出局以來，我認真思考了知識分子在社會曆史發展中的角色和使命的問題，提出要堅守知識分子的“身份意識”，即保持學術立場並依托學術研究對社會問題采取批判態度。當中國的政治現實在表層上的變革越來越顯露出其長期性、反複性和複雜性時，知識界也就越來越看到，我們除了隨時對社會發出批判的聲音外，能夠做的其實很少。必須以更為長遠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現代政治轉型的步伐，而唯有思想文化的啟蒙工作是須臾也不能停步的，也是知識分子有能力發揮其最大作用的領域。對社會政治事件的直接介入（如“公共知識分子”所做的）雖然也有必要，但最終隻能視為啟蒙的一種手段，隻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倒逼”政治體製改革的進程。反之，如果啟蒙沒有到位，即使政治體製上建立了民主政體的框架，民眾抱著陳舊的觀念來利用民主的形式開民主的倒車，也不是沒有可能的，正如最近泰國發生的反政府事件所表明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