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覽洋洋大觀的現代中國文藝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延安文藝運動是其中一個非常令人矚目的重要發展階段。它承上啟下，繼往開來，在吸收“五四”以來我國新文藝的積極成果和總結根據地革命文藝運動經驗的基礎上，開創出文藝為人民服務、反映時代精神的方向，形成文藝工作者同人民群眾相結合等一套嶄新的傳統和作風，對以後的解放區文藝、新中國文藝直至當代文藝，都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延安文藝運動所取得的這種曆史地位和巨大成就，是同毛澤東的卓越貢獻分不開的。這些貢獻，不僅包括他的名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還包括他在《講話》的前前後後所進行的大量的理論和實踐活動。
1936年，寇深禍急，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中國共產黨為消除內戰促成國共合作，建立各界包括文藝界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緊了各方麵的活動。毛澤東為此寫了大量的書信，9月曾給學界泰鬥蔡元培去信，闡述我黨的主張，並轉告各界名人，其中有文藝界的郭沫若、沈雁冰等。正當中共四處呼籲，竭誠盡力開展工作時，這年11月初發生了一件事：身陷囹圄達3年之久的作家丁玲，在黨組織的幫助下，逃離南京，進入當時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保安（今誌丹縣）。她是最早從國統區來的文藝家之一，這在當時並不是一件小事。丁玲的到來，一方麵為加強根據地革命文藝事業的開展增添了新的力量，另一方麵又有利於黨開展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工作，吸引、團結更多的國統區文藝工作者。對此，黨中央非常重視，專門為她舉行了歡迎會。“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毛澤東所寫《臨江仙》一詞中的上闋，就是當時歡迎會盛況的生動寫照。中共中央及時抓住這一有利時機，開始醞釀在文藝方麵采取一個大的行動。丁玲提議組織文藝俱樂部，有關部門則進一步建議成立正式文藝團體。經過緊張的籌備，1936年11月22日召開了文藝工作者協會成立大會。毛澤東親臨大會，為了開拓全國文藝界統一戰線的新局麵，他提議該會取名為“中國文藝協會”，全體代表一致通過。會上，毛澤東還發表了重要講話，指出：“中華蘇維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許多偉大驚人的事業，但在文藝創作方麵，我們幹得很少。今天這個中國文藝協會的成立，這是近十年來蘇維埃運動的創舉。過去我們是有很多同誌愛好文藝，但我們沒有組織起來，沒有專門計劃的研究，進行工農大眾的文藝創作，就是說我們過去都是幹武的。現在我們不但要武的，我們也要文的了，我們要文武雙全。”中央其他領導張聞天、博古等也在會上作了講話。這次會議確定了文協的宗旨和任務：“培養無產者作家，創立工農大眾的文藝，成為革命發展運動中一支戰鬥力量，是目前的重大任務，特別在現時進行抗日統一戰線的民族革命戰爭中把全國各種政治派別，各種創作傾向的文藝團體文藝工作者團結起來，以無產階級的文學思想來推動領導，擴大鞏固在抗日統一戰線中的力量，更是黨和蘇維埃新政策下的迫切要求。”以上講話和“宣言”，發表於1936年11月30日《紅色中華》報，在全國文藝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這是隨後出現的以延安為代表的根據地革命文藝大潮的序幕。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迅速成立。大批文藝工作者紛紛從淪陷區、大後方奔向革命聖地延安。他們同根據地的文藝隊伍彙合起來，結束了10年內戰時期由於國民黨反動統治造成的使兩支文藝方麵軍隔離的狀態，開始了根據地革命文藝事業新的發展時期，即延安文藝時期。
為了幫助這支隊伍迅速成長，推動延安文藝的發展和繁榮，中央許多領導都投入了相當的精力。從1937年至1941年，毛澤東在有關建設方麵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主要有：
一、廣交朋友，禮賢下士。毛澤東很重視和文藝界人士的交往，每聞有人到延，總是盡快從百忙之中擠出時間，安排集體或個別的場合，同他們見麵，傾聽他們的要求，幫助他們解決各種困難。許多作家、藝術家事後回憶，他們初到延安，都渴望見到毛澤東，但沒想到很快獲此禮遇，內心深受感動。
毛澤東同文藝工作者交往的態度是極其認真的，從不敷衍了事。有一次，作家蕭軍向他反映，有幾位作家來延安時間已不短，你是否同他們見見麵。毛澤東一口答應。第二天傍晚，他來到蕭軍住處，因事先沒打招呼，隻有艾青來了，羅烽、舒群外出，沒能見到。毛澤東並未就此作罷。翌晨，他派通迅員送去一信：“蕭軍同誌：昨晚未晤羅舒二同誌，此刻不知他們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如有的話，敬請於早飯後惠臨一敘。”結果，這天上午幾位作家及夫人們都被他請來見麵，一直談到中午，並留吃飯。有位作家年輕孤傲，第一次來延安是順路經過，不想驚動大人物。毛澤東的秘書前去征詢會見日程，被他婉言謝絕。毛澤東獲悉後，毫不在意這種態度，抽空主動登門拜訪，使那位作家十分內疚。由於毛澤東不拿架子，誠懇待人，文藝工作者喜歡與他接近，向他反映意見，傾訴衷腸。延安時期，毛澤東與文藝界建立了經常性的聯係網絡，這對於他開展調查研究，掌握有關動態，及時解決文藝隊伍中出現的問題，是極為有利的。
二、親自參與，設立機構。延安文藝隊伍的組織機構建設是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關心、指導下進行的，毛澤東曾在《文藝突擊》、《山脈文學》、《大眾文藝》刊物創刊、改版時親筆題寫刊名，予以鼓勵和支持；曾具體幫助籌建西北戰地服務團、抗戰文藝工作團、民眾劇團等文藝單位。毛澤東還親自擔任過文藝團體的發起人。1938年4月初，在一次《血祭上海》劇的座談會上，有人建議創辦藝術學院，毛澤東當即表示讚同，並聲言願意用最大的力量給予幫助。不久，便發布了由發起人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揚7人聯署的《魯迅藝術學院創立緣起》一文，闡明了設立“魯藝”的原因、宗旨和任務。以後，毛澤東多次去“魯藝”講話，作報告。“魯藝”成立一周年紀念時，毛澤東題詞：“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漫主義。”兩周年紀念時，題寫了“魯迅藝術學院”的校名和“緊張、嚴肅、刻苦、虛心”八字校訓。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直接關懷下，魯藝建成延安第一所培養各種高級和中級文藝人才的學院，出色地為各地輸送了大批文藝幹部。
三、鼓勵創作，提供條件。毛澤東大力倡導文藝工作者麵向生活，進行創作。他不僅作一般號召，而且還想方設法為他們大開綠燈，提供方便，創造有利條件。丁玲剛到陝北，毛澤東問她幹什麼，她提出要當紅軍。毛澤東立即安排她隨紅軍前敵總指揮部總政治部副主任楊尚昆奔赴前線。丁玲到隴東前線後，跟隨紅一方麵軍一軍團（左權為軍團長）活動，寫下了《記左權同誌話山城堡之戰》一文。1937年2月，毛澤東又寫信給軍委後方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委派丁玲擔任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丁玲說：“這是多麼難得的好條件啊！我實在應該從這裏開步走，好好當紅軍。毛主席教導我首先要認識人，一個個地去認識。我在政治部當了一個月的副主任，那裏的團長、政委、主任同我朝夕相處，我至今仍然記得他們的音容笑貌。”“這一個月的經驗，卻在我以後的工作中產生了影響。”
1937年9月22日，第十八集團軍“西北戰地服務團”從延安出發。臨行前，毛澤東於9月4日給八路軍太原辦事處主任彭雪楓發電，告知：此間組織戰地服務團，丁玲為主任，共50餘人。決定由延安過河，經吉縣、太原到紅軍服務。請交涉沿途通過事宜。9月8日又去一電，說明西北戰地服務團動身時間和行程，要求派人攜通行證到吉縣來接。1938年5月，抗戰文藝工作團組成。毛澤東約劉白羽等人談話，並親筆寫信，以他和總政治部主任譚政的名義通令八路軍所屬各政治部：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派去抗戰文藝工作團一組計5人，由劉白羽率領，經榆林、晉西北赴戰區各地考察，搜集材料，建立通訊網。敬希接洽，並予以幫助。西北戰地服務團和抗戰文藝工作團在毛澤東的精心周到的安排下，工作順利，收獲甚豐。
1938年初夏的一個夜晚，毛澤東在邊區印刷廠工人文藝小組發起組織的文藝晚會上，聽了柯仲平朗誦自己創作的長詩《邊區自衛軍》，非常高興，讚揚他把工農兵大眾作了詩的主人，以及對民歌的吸收、融化和形成詩的大眾化風格所作的辛勤努力。之後，他把詩稿帶回去審閱，作了批語：“此詩很好，趕快發表。”經毛澤東推薦，《邊區自衛軍》很快應在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解放》第41、42期連載發表。
詩人、作家蕭三是毛澤東的少年同窗，1939年4月由蘇聯回到延安。毛澤東對他的文學事業非常關心，曾不無認真地說：“姓蕭的古來文學家很少，你要爭氣”。一次，蕭三把他在蘇聯出版的《埃彌蕭詩選》送給毛澤東，同時為活動方便，向毛澤東提出憨安一匹馬。6月17日，毛澤東在給蕭三的信中說：“大作看了，感覺在戰鬥，現在需要戰鬥的作品，現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戰鬥，盼望你更多作些。”“馬，待查問一下看，這事倒不很容易。如你在邊區範圍內行動，那我可以拿我的馬給你用一下；如往外邊，就得另想法了。”
四、慷慨解囊，鼎力支持。處於戰爭環境，延安文藝界的活動經費十分緊張，許多團體、組織的工作曾因此受到很大限製。為了使黨的文藝事業堅持下去，克服難關，毛澤東盡己所能，經常解囊相助。
陝甘寧邊區民眾劇團僅靠幾十元起家。劇團成立後，沒有汽燈、幕布，甚至沒有必不可少的舞台用具。團長柯仲平為籌措經費，四處奔波。在延安的中央領導同誌得知後，紛紛相援。毛澤東一次就拿出300元，周恩來、博古每人給了50元法幣，陳雲送了一台小電影機，賀龍不僅給了20元法幣，還托人從山西帶回一批繳獲的軍用物資。
1939年9月20日和30日，《文藝突擊》出了兩期之後，受到各方的祝賀、好評，並希望改油印版為鉛印版。正當編輯部門為經費犯愁之時，毛澤東帶頭捐款二三百元，許多黨政軍領導同誌隨即響應。同年10月16日，《文藝突擊》鉛印版出版。
同年11月7日，毛澤東觀看了由侶朋編導、冼星海配曲、陝甘寧邊區留守兵團政治部宣傳大隊（烽火劇社）演出的歌舞活報劇《慶祝十月革命節》。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介紹說，演出花錢很少，布景是從魯藝借用的。毛澤東便找來隊長陳明和侶朋談話，留他們吃飯，還讚助他們200元，用於開展活動。
1940年延安各界紀念五四青年節籌備委員會發起有獎征文活動，收到來稿150件，其中絕大部分為文藝作品。評選結果，有23件作品獲獎。甲等40元，乙等20元。所發獎金，全部由中央領導同誌捐贈。毛澤東捐的最多，達300元。
五、排解紛爭，團結隊伍。1935年底，黨中央製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以上海為中心的黨所領導的革命文藝界，為宣傳、貫徹這一政策，曾就如何建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展開過一次爭論，即“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左聯”青年作家徐懋庸不讚成魯迅等人關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提法，於1936年8月1日寫信攻擊魯迅。魯迅在8月16日發表了《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予以駁斥。“兩個口號”的爭論，在當時的文藝界發生過較大的影響，總的來說是有意義的，但也暴露了文藝界存在的宗派主義、行幫主義和無原則的糾纏、人身攻擊等不良風氣，損害了革命隊伍的團結和戰鬥力。1937年5月延安文藝界也曾討論過“兩個口號”的問題。1938年春，徐懋庸來到延安。5月，他寫信給毛澤東，請求接見，談“兩個口號”之爭。毛澤東認真地聽取了他反映的情況和意見後，首先肯定這場爭論的性質是革命陣營內部的爭論，不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爭論。接著分析了爭論的背景和原因，指出，在內戰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路線政策的轉變關頭，由於革命陣營內部政策、理論水平的不平衡，認識有分歧，發生爭論，這是不可避免的。然後，嚴肅地指出徐懋庸等人的錯誤是對魯迅的不尊重。“魯迅是中國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旗手，你們應該尊重他。但是你們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寫得很不好。當然，如你所說，在某些具體問題上，魯迅可能有誤會，有些話說得不一定恰當。但是，你今天也說，那是因為他當時處境不自由，不能廣泛聯係群眾的緣故。既然如此，你們為什麼不對他諒解呢？”最後，毛澤東還闡明了對待錯誤的正確態度，“錯了不要緊，隻要知道錯了，以後努力學習改正，照正確的道路辦事，前途是光明的。”毛澤東的這一席話，是非明確，不糾纏具體細節，實際上對這場爭論作了結論，對於來延安的曾參加過爭論的文藝工作者統一認識，增強團結，起到了積極作用。
1941年夏，蕭軍因對有些同誌的文藝觀點和做法不滿，打算離開延安，赴重慶繼續從事革命文藝活動。臨行前，他從作家和黨外人士的角度，向毛澤東連致兩信，直率地反映了延安文藝界以及黨的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也流露出他的不愉快的心情。8月2日，毛澤東給蕭軍複信。個大粗重、力透紙背的鉛筆字在一番慎思之後，紛紛落在三張自信箋上：“蕭軍同誌：兩次來信都閱悉，要的書已付上。我因過去同你少接觸，缺乏了解，有些意見想同你說，又怕交淺言深，無益於你，反引起隔閡，故沒有即說。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麵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係，要故意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我同你談得來，故提議如上。如你同意，願同你再談一回。敬問近好！”這封信寫得情理交融，感人至深。蕭軍見後，立即赴約，兩人又推心置腹交換了許多意見。蕭軍提出，黨要製定文藝政策，否則許多問題爭論不休，沒有標準，難明是非。毛澤東很讚賞這個意見，同時說服他留在延安，為黨的文藝事業多做工作。毛澤東真摯的感情、坦誠的態度深深地打動了蕭軍的心。最後，他取消了離開延安的計劃。
除了前麵所述的實踐活動外，這一時期，毛澤東還做了大量的文藝思想理論建設方麵的工作。
一、關於文藝與政治。1936年西安事變以前，毛澤東對文藝工作者說：“要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去，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首先我們就要停止內戰。但現在有人不願意停止內戰。反而來進攻抗日主力的人民紅軍，要消滅抗日的領導者和核心的蘇維埃，要消滅一切抗日力量，抗日的文藝也要消滅。所以我們要抗日，我們首先要停止內戰。怎樣才能停止內戰呢？我們要文武兩方麵都來，要從文的方麵去說服那些不願停止內戰者。你們文學家也要到前線上去鼓勵戰士，打敗那些不願停止內戰者。所以在促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運動中，不管在文藝協會，都有很重大的任務。”
西安事變發生後，革命隊伍中的許多人包括延安人民抗日劇社的文藝工作者，強烈要求處死蔣介石。毛澤東來到該社做工作，他說：蔣介石的頭殺不得。殺了頭，日本鬼子高興，親日派高興。中國就要發生大規模的內戰，給日本帝國主義大舉入侵中國以可乘之機。我們的主張是讓他答應我們提出的條件而放之，叫做逼蔣抗日嘛！你們見過驢子上山嗎？它不上怎麼辦？不外乎三個辦法：一是前麵拉，二是屁股上推，有時還得用第三個辦法，那就是用鞭子抽。我們大家團結起來做趕驢子上山、逼著蔣介石抗日這件工作。相信你們能夠把我們黨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宣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