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嚴複晚年的思想狀況，還應該注意他的朋友們。人們大多在一定的人群中生活，朋友圈的思想狀況很容易對人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在嚴複的朋友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鄭孝胥。
眾所周知，鄭孝胥是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活躍人物，曾經擔任過大清帝國駐神戶大阪領事，做過張之洞的幕僚。他與嚴複是同鄉，都是福建侯官人。他們於1885年6月在天津相識，從此成為好友。嚴複陪母親南歸並參加鄉試，孩子無人照料，也是交給鄭孝胥。鄭孝胥去日本，去武漢，到處奔走，回到天津就到嚴複處。1897年，《時務報》轉載嚴複《辟韓》一文，張之洞看後非常反感，嚴複差一點因此罹禍，也是鄭孝胥為嚴複解圍。百日維新期間，鄭孝胥與嚴複差不多同時被光緒皇帝召見，許多問題都在一起切磋。
可是，他們兩個的見解事實上很不一致。嚴複雖然不讚同康有為等人的中國並不具有變法條件。他的看法與張之洞比較接近。在入京麵見皇帝之前，鄭孝胥還專門見了張之洞，談了自己的見解。從他的日記可見餘極論宜及時破蠲積習以作天下之誌氣，因言：舉世方共保護積弊，非變法之世也。今京師元黃顛沛，是非溷淆，觀朝中士夫皆不足有成；兩湖，天下之中，亟當養士、勸商、興工、勵吏，以待北方之變。他認為當時當政者皆不足有成，而且朝廷吏治混亂，是非不清，在這種情況下，變法是很難成功的。鄭孝胥對康有為等有所了解，對於他們的激進態度很不讚成。他的立場和觀點沒有超出洋務派，關心的是養士、勸商、興工、勵吏，堅持中體西用。而嚴複卻已經超越了那種思路。
然而，兩人日夜談論，友誼並沒有因為見解的分歧而受影響。那麼，在他們的談話中，是鄭孝胥妥協遷就嚴複呢？還是嚴複妥協而遷就鄭孝胥？限於材料，我們不得而知，但鄭孝胥的堅決態度卻是被後來證明了的。
戊戌變法失敗之後，鄭孝胥與嚴複一樣，未被捕殺，無須逃亡，而是繼續做他們的官。對於變法失敗，他們並不覺得突然，但對六君子之被殺，總是不能釋懷。得知六君子被殺的消息，他們都不避嫌疑，到清慈寺哭林旭、楊銳，幾天之後，又參加了林旭的殯葬儀式。鄭孝胥做《感事》詩三首，《哀林敦穀》詩三首。嚴複離開北京回到天津，已經受到彈劾，但還是作了《戊戌八月感事》，寫下了自己的感慨。發表了指斥朝政的評論。嚴複的活動曾經讓鄭孝胥非常擔心，他在日記中寫道：聞前數日或劾嚴複……軍機大臣為力救乃免。……日來《國聞報》指斥朝政，略無忌憚，意在挑釁。彼必有待之者，惟幼陵當益危耳。
嚴複的譯書，鄭孝胥每部必讀，《原富》出版之後，他曾購買十部送朋友，為之廣為宣傳。兩人共處上海期間，更是常常把酒共飲，相互唱和，他們兩人的日記都記下了這些友誼。
立憲運動期間，他們又都是積極鼓動者。1906年12月，預備立憲公會選舉結果產生，鄭孝胥被選為預備立憲公會的會長，並連任三年，直到1910年1月辭職。清政府欲實行新政，奏派嚴複、鄭孝胥等為頭等諮議官。學部諮議官的任務是在學務上充當各省和學部之間的樞紐，上情下達，下情上報，備參考顧問。雖說諮議官隻是虛職，卻意味著朝廷的認可。在這段時間裏，他們的友誼真如蜜月。
但是，他們的關係沒能維持下去，破裂的原因仍然是思想的分歧。隨著辛亥革命的到來和袁世凱當政，兩人關係迅速惡化。革命勝利，皇帝退位，對鄭孝胥來說是一場亡國之痛。作為大清的臣子，就要從一而終，因而歸隱上海以遺民自居，拒絕出任中華民國的公職。
從鄭孝胥日記，可以看到嚴複不少的信息。比如：辛亥十一月初二日嚴右陵來，談甚久。右陵不剪辮，以示不主共和之意。經此事變，士君子之真麵目可以見矣。南方學者，果不值一錢也。鄭孝胥此時的確錯認了同誌，對於革命，對於共和，嚴複雖然反對，卻與鄭孝胥立場不同。對於辛亥革命，對於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現，鄭孝胥深惡痛絕。他對革命黨人的議論和攻擊並不太多，但對背叛的大清臣子卻不能容忍，攻擊起來不留情麵。他認為自己不能自欺良知，寧可讓世人譏笑，也不能不忠不義。自己既然是大清國的臣子，就不能做中華民國的官，更不能與革命黨人一起顛覆故國。所以，在辛亥革命之後，鄭孝胥對袁世凱充滿厭惡。盡管袁世凱曾經有恩於他，但在他眼裏，袁氏不忠於清室，存心篡位，大節已虧，自然不齒於君子。在日記中，他先是稱袁世凱是妖狐之露尾，後是為皇室的不爭氣而哀歎聞滿洲皇族所爭者，優待條款而已，是已甘心亡國，孰能助之，哀哉！在他看來，是孝欽後和袁世凱一起葬送了大清國，一個甘心亡國，一個吃裏爬外，兩人都是大清國的罪人。
與鄭孝胥相比，嚴複平和得多。他反對革命，但革命到來了，清皇室無奈放棄了政權，他並不為之歎息。袁世凱竊國之後，他支持袁世凱。在鄭孝胥看來，袁世凱是竊國大盜，但在嚴複看來，袁世凱做總統也罷，做皇帝也罷，並不比宣統更少合法性。所以，嚴複能夠支持袁世凱，而鄭孝胥則拒絕與袁世凱合作。
更有意思的是，嚴複一再與鄭孝胥套近乎，而鄭孝胥對嚴複卻不再理睬，因為在鄭孝胥眼裏，嚴複已經是一個不忠不義之人，所以不再與之往來。1914年3月5日，嚴複作《寄蘇戡》一詩，鄭孝胥沒有回應，甚至日記中也未記載。1918年11月27日，嚴複在日記中寫道菊生請晚飯，坐有夢旦、伯訓，獨蘇戡不至，想持高節，以我為汙耳。鄭孝胥同一天的日記寫道張菊生宴嚴又陵及其子叔夏，約餘作陪，辭之。道不同不相與謀，因為嚴複不忠於大清，因為嚴複追隨竊取大清天下的袁世凱，鄭孝胥已經不屑與嚴複為伍。
可是，嚴複很珍惜兩人之間的友誼。一首《寄太夷》寫道世亂憐樗散，家貧仰鬻書。相看六年別，白了幾莖須，脈脈望江南，吳淞秋水深。殷勤二十字，為寄萬重心。而鄭孝胥的《答嚴幾道》二絕中竟然是這樣寫的群盜如毛國若狂，佳人作賊亦尋常。六年不答東華字，慚愧清詩到海藏。湘水才人老失身，桐城學者拜車塵。侯官嚴叟頹唐甚，可是遺山一輩人？
對於嚴複列名籌之事，鄭孝胥永遠無法釋懷。潘靜超在《鄭孝胥與嚴複交往始末》一文中說六年，不回複其信件也不見麵，真是夠頑固的！其塞以原諒的話，大清皇帝仍在宮中，就擁戴袁世凱做皇帝，是無論如何不能諒解的。因為這種賣國行為比革命更加可惡。所以，鄭孝胥對嚴複列名籌安會的態度與革命黨人不同。他不是反對複辟帝製，而是反對由袁世凱稱帝。如果嚴複他們是請出宣統重登皇位，實行真正的複辟，鄭孝胥等人不但不會反對，而且會積極充當馬前卒。可惜，嚴複他們在鄭孝胥等人眼裏早已忘了君臣之義，有奶便是娘，竟然要把大清的江山社稷交到袁世凱的手裏。按照鄭孝胥等人的看法，還有比這更不仁不義的嗎？這種賣國賊比叛賊更加可惡百倍。
所以，研究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矛盾和衝突，不了解各派的想法，隻是盯著幾個主要的領袖人物，是不能真正理解其中奧秘的。袁世凱稱帝之際，反對最激烈的，不隻是堅定的革命派，還有堅定的保皇派。後者因為對大清帝國的忠誠，更不能容忍袁世凱稱帝。竊國大盜這個稱謂，也是遺老們更喜歡用的。革命黨人說袁世凱竊國其實沒道理，因為孫中山辭職和袁世凱當選，一切都光明正大，是在履行政治承諾。而站在滿清皇室的立場上看，袁世凱卻真正是竊國大盜。
鄭孝胥對嚴複的背叛一直耿耿於懷。他自認為一生愛國，一生追隨皇帝。他的愛國與忠君是不可分割的。革命後他不再出任任何公職，因為他事實上並樣到別人的國家去服務，那就是為人不齒的二臣。
正因為對大清帝國的忠心，鄭孝胥才在20世紀30年代追隨溥儀到東北，並且出任滿洲國的總理大臣。這一切，其實也是他那種思想觀念的必然。其實滿洲國的許多官員都像鄭孝胥一樣，並不一定是為政治投機，也不是為了利益，而是為了他們所理解的國家，為了他們所理解的倫常綱紀和為人之道，為了他們自幼所學的忠君即愛國、愛國即忠君的思想傳統。在他們看來，雖然在曰本人支配之下並不體麵，但皇帝跑到哪裏建國，哪裏就是他們的國家，這一點卻是沒有疑問的。麵對人們的唾罵，他們埋怨人心不古、道德墮落、社會完全沒了是非，卻不願進行自我反省。鄭孝胥所代表的，是中國傳統愛國主義的一種，後來為什麼成了賣國，他大概最後也沒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