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以來，當代西方政治科學研究中最為突出的一個現象就是新製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政治學的興起和發展。而在新製度主義政治學的各大流派中，真正從政治科學的傳統中生發出來，最早成為方法論意義上的新製度主義並產生重大影響的就是曆史製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B.Guy Peters,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Wellington Horse, 1999，p.65.）。由於這一流派的產生與發展的曆史比較短暫，以至於曆史製度主義者P·皮爾遜（Paul Pierson）和T·斯科克波爾（Theda Skocpol）都曾經這樣抱怨：“恰如莫裏哀筆下的那個終生用散文說話卻不知散文為何物的人一樣，當代政治科學家們對於曆史製度主義的主導性範例是極為熟稔的，但是卻並不必然知道這就是一種在理論和方法上都具有內在一致性的研究途徑——正如其他兩個以經驗為基礎的主要研究途徑——以統計為基礎的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和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一樣”（Paul Pierson and Theda Skocpol,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eetings, Washington, D.C.： August 30th—September 2nd 2000.）。
雖然行為主義革命並未完全斷絕早期政治科學家們的製度研究和曆史研究的傳統，在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大行其道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也仍然還有一批政治科學家在使用曆史或製度的方法在研究政治問題，但是，大量地將曆史研究與製度研究相結合的趨向卻是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才有的事，而係統地提出曆史製度主義的分析框架並形成理論自主則出現在90年代初（部分曆史製度主義的研究者也將曆史製度主義稱為新曆史製度主義（New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以區別於傳統政治科學製度主義範式的曆史研究方法。參見Ira Katznelson, Structure and Configur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Mark Irving Lichbach and Alan S.Zuckerman edited,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03.）。
從理論發展的直接淵源來看，曆史製度主義的興起似乎來自於對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盛行的行為主義和“宏大理論”（Grand Theory）的反動。行為主義和“宏大理論”的共同特點在於，他們都反對早期製度主義的靜態描述和規範研究途徑，而致力於提出政治研究的普適性理論模式，所不同的是，狹義的行為主義強調要在微觀層麵上通過對個體和集團的態度、性格及其行為的研究來解釋政治產出；而“宏大理論”則主要致力於通過大量的跨國研究，在宏觀層麵上提出普適性的理論框架（事實上，“宏大理論”本身也是行為主義革命的產物。關於廣義行為主義和狹義行為主義的區別與聯係，本書將在第二章再詳細闡明。）。這兩種理論雖然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早期製度主義缺乏理論構建的問題，但是，他們在對政治現象進行解釋和提出普適性理論模式的時候，也就同時剔除了各國政治生活中的異質性成分，這就使得他們在進行比較研究時都不能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說不同民族和國家的個人和集團在性格、態度和行為模式上會存在差異？為什麼說不同的國家在類似的社會經濟背景下會存在完全不同的政治產出？如果說在冷戰格局下，西方社會出於對抗需要而忽視和掩蓋了內部的異質性成分，為行為主義和“宏大理論”解釋西方社會的政治產出並提出普適性理論框架留下了一定的解釋空間的話，那麼，隨著冷戰格局的鬆動和西方社會內部異質性成分的不斷增大，致力於提出普適性框架的行為主義和“宏大理論”，也就越來越難以解釋發達工業國家內部的這種逐漸增大的差異性政治產出了。
因此，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一批早期的曆史製度主義者開始越出行為主義和“宏大理論”的傳統而去關注這樣一個問題：在麵臨著共同挑戰和壓力（尤其是石油危機）的情況下，在西方各國的政治生活中為何還持續地存在著大量的差異性；並且，隨著全球化步伐的不斷加速，西方社會內部的這種政治差異性反而是越來越大（在全球化步伐不斷加速的背景下，曆史製度主義者們反而越發關注資本主義內部的異質性問題，並不斷質疑全球化會導致製度趨同的觀點。參見：Peter A.Hall and David Soskice edited,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1.）。如果說社會經濟條件和文化傳統的差異能夠解釋東方國家和西方國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在政治上的差異的話，那麼，這兩種因素顯然都不能解釋在社會經濟條件和文化傳統都非常類似的發達工業國家內部，為什麼會在政治上呈現出越來越大的差異性。僅就這一提問方式而言，就寓示著他們強調的重點無論是在經驗還是理論層麵上都與傳統的行為主義和“宏大理論”拉開了距離。在經驗層麵上，這些理論家們在批判傳統的利益集團理論不顧曆史背景的分析途徑時，他們試圖知道為什麼在不同的國家中，利益集團會提出不同的政策需求；階級利益為何會在各個國家中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發達工業國家內部的政府為何會製定出差異如此之大的政策等等。在理論層麵上，早期曆史製度主義者也開始遠離那些傾向於對所有國家做同質化分類的概念（如傳統與現代、先進與落後），而傾向於使用那些能夠捕捉到其中的異質性成分的概念（例如對發達工業國家內部的“強”國家與“弱”國家所做的區分以及多元主義和法團主義的界分）。
所以，麵臨同一挑戰時所做的不同回應在經驗層麵上所提出的挑戰，就驅使他們從普遍化理論轉向了一個在韋伯意義上更為中層的研究，以探求同一現象背後的多樣性問題。他們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做的帶有轉折意義的工作，就主要集中於中層製度因素——法團安排、聯結著經濟集團與國家官僚的政策網絡、政黨結構——以及在不同的國家背景下這些製度因素在動機彙集和政治行動者所麵臨的約束中所扮演的角色。
與行為主義和“宏大理論”相類似的是，這些早期的曆史製度主義者們也試圖進行理論的構建。然而，通過集中於對中層意義上的製度研究，他們的旨趣又主要在於：找出曾經被以前的理論所忽視的各國政治生活中係統而持續存在著的差異性，並提出相應的理論解釋。當然，在共同尋求通過曆史背景和製度結構來解釋這種差異的同時，由於出發點和解釋對象的差異，他們對製度範圍的界定也並不完全一樣。曆史製度主義者K·瑟倫（Kathleen Thelen）和S·斯坦默（Sven Steinmo）認為，根據研究對象和製度範圍的界定，我們可以將這些追求新範式的學者歸為如下幾類：第一是卡讚斯坦（Katzenstein）的政策網絡研究，主要集中在發達工業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上，例如，他通過各個國家中聯結著國家和社會的“政策網絡”的差異，來解釋在共同經濟震蕩下的不同反應（關於各種研究途徑的具體內容，本書將在後文中詳細述及。）。第二是法團主義的法團結構研究，主要關注的是主要經濟行動者的結構與組織，尤其是勞工與雇主協會的結構與組織，以在更為一般的意義上得出有關勞工在調節經濟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跨國經濟成就的多樣性。第三是對利益集團的差異性研究，如蘇珊·柏吉爾（Suzanne Berger）、瑟達·斯科克波爾和道格拉斯·阿什福德（Douglas Ashford）重點研究的是既定製度背景下的利益集團行為、國家和公共政策的形成。第四是理論框架的總結，如J·馬奇（James March）與O·奧爾森（John Olson）、彼得·豪爾（Peter Hall）、斯蒂芬·斯科王裏克（Stephen Skowronek）以及後來的約翰·艾肯貝利（John Ikenberry）則致力於構建這一製度研究的傳統，並通過自我意識的界定及製度研究的應用來提升其研究水準。這些早期的曆史製度主義在研究過程中所形成的一個核心觀點是，在既定的政體下，製度既能形塑（Shape）政治行動者的目標和偏好，又能影響到政治行動者之間權力的分配（Kathleen Thelen and Sven Steinmo,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p.6. ）。因此，正是各國的製度差異，決定了各國政治行動者的不同需求和具體的政策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