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60年代初，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經濟重心開始轉向服務業，服務業吸納就業比重和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不斷加大。20世紀80年代開始，全球產業結構呈現出由“工業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型的趨勢，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產業結構服務化水平快速提高，倫敦、紐約、東京、新加坡等國際大都市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大都超過了80%，以製造業為主體的第二產業占比逐漸下降。服務業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已成為現代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主要源動力，服務業在經濟發展中的高比重已成為現代經濟的重要標誌。
改革開放以來，上海產業結構出現了一些喜人的變化。經濟結構優化力度的逐步加大，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使其形成了第二、第三產業並駕齊驅的發展格局，極大地推動了上海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目前，上海工業化發展實現了從重化工業化階段向高加工度化階段的轉移，產業服務化趨勢明顯，在國內處於領先之列，但與西方發達國家和國際大都市相比，差距依然較大。
在經濟全球化、國際產業轉移、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產業結構服務化的大環境下，正確認識上海目前的產業發展狀況，理清上海產業結構與西方發達國家和國際大都市形成差距的原因，研究上海產業發展帶來的經濟效應，分析上海“十二五”期間（後世博期間）經濟與產業發展的趨勢，對於建設、完善上海“四個中心”的功能，縮小其與紐約、倫敦、東京等國際大都市的差距，提出切實可行的政策建議和意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書借鑒國際大都市產業發展的經驗，深入分析上海產業結構的現狀及成因，研究產業發展帶來的經濟效應，對上海未來經濟與產業發展進行了定量預測，並針對產業發展存在的問題及應對措施進行了探討：
首先，本書回顧了國內外學者研究產業發展與升級效應的有關文獻，歸納了國際大都市產業發展特點與產業推進政策，得出了國際大都市產業規模國內優勢地位顯著、國際大都市產業結構服務化趨勢明顯、國際大都市製造業內部結構高級化、現代服務業成為國際大都市服務業的主導、國際大都市產業空間布局呈集聚趨勢、國際大都市全球功能中心地位突出、創意產業成為國際大都市新興主導產業、政府在國際大都市產業發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視等結論。
其次，分析了上海產業發展的現狀，指出上海第二、第三產業並駕齊驅發展，產業服務化趨勢明顯，但與北京和其他國際大都市相比，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還有很大差距；製造業重點行業總產值在全市處於優勢地位，集聚效應明顯，但重點行業增加值波動較大，粗放經營突出，非重點行業比例較高，高級化水平偏低；服務業中的傳統服務業優勢明顯，商業占據服務業首位，但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後，生產性服務業比例偏低。從總體上說，上海產業結構基本合理，與上海經濟的發展階段相適宜，其形成是與上海產業發展的曆史進程、曆年來的國家產業戰略布局、國際產業轉移、上海實施的產業政策等因素密不可分的。
再次，研究了上海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存在的經濟效應，指出上海三次產業結構變動中的增長效應、就業效應、收入效應和轉移效應突出，但增長效應、就業效應和收入效應與產業結構發展不同步，需要對現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在轉移效應中，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在第二、第三產業及其內部的結構差異明顯，在長三角內部產業轉移中分工明確，在城區間轉移中形成了製造業從中心城區向郊、縣轉移，服務業向中心城區集聚的趨勢。
然後，基於後世博效應的一般性分析，分基準情景、樂觀情景、風險情景三種情境，對後世博上海經濟與產業結構進行了定量預測。認為，後世博上海經濟發展很大可能上處於樂觀情景與基準情景之間的區域，GDP增長率略有回落的基礎上繼續保持平穩增長，年均增長率在8.21%和10.96%之間，而處於基準情景與異常風險情景區域的可能性較小，但也無法排除異常風險情景出現的可能；後世博上海產業結構將有根本性的變化，2015年上海第一、第二、第三次產業結構有望達到0.03∶38.74∶61.23的水平，服務業占比接近21世紀初新加坡的水平，但與倫敦、東京、紐約等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
最後，提出了縮小上海與國際大都市發展差距的若幹政策建議，認為今後上海要著重處理好製造業與服務業協調發展的關係，繼續加大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發展力度，加快承接國際高端產業或價值鏈高端環節的速度，逐步向外轉移低端產業或價值鏈低端環節，提高自主研發和自主創新能力，充分發揮政府在產業發展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