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00年10月20日的數據統計，我國股票市場的總市值約為44629億元，其中流通市值僅約13610億元，非流通市值約為31000億元，占總市值的70%左右。在非流通市值中，90%以上為國有股或國有法人股。
把同一公司的股票按投資者主體的不同而劃分為國有股、法人股、內部職工股和社會流通股等多種類型，並賦予其不同的性質、不同的權利、不同的價格，尤其是規定有的流通有的不流通，這是中國股市的一大特色，但這種同股不同權、同股不同價的特色，卻是不符合市場經濟公平競爭原則的。因此，解決國有股問題便成為市場內外關注的焦點。
據財政部公布的消息，國有股減持的第一步目標是將目前上市公司國有股權重由62%降至51%，並希望今後以20%～30%的國有資本“調度支配”70%～80%的社會資本。
1999年10月26日，經國務院批準，中國證監會宣布國有股減持將通過配售方式實現，12月2日，中國嘉陵和黔輪胎正式進行國有股配售試點。國有股減持由此拉開大幕。
但是，頭班車開得卻並不順利。問題出在哪裏呢？
根據中國證監會公布的國有股配售方案，國有股配售價格將在淨資產值之上，市盈率10倍以下。至於是以上年的淨資產值和市盈率為準，還是近三年或者上市以後所有的年份並未有明確規定。業內人士根據配股及近期增發新股的習慣做法，推測兩家試點公司國有股配售市盈率應參照上一年的每股收益計算，這樣的配售價格與兩隻股票當時的市價相比，有一定的空間。誰也沒有想到中國嘉陵和黔輪胎公布的國有股配售價格分別為4.5元和4.8元，分別相當於它們1998年每股收益的11.8倍和18.5倍。據兩公司在次日發布公告說明，其計算結果是根據公司前三年每股收益乘10倍市盈率得出來的。且不說10倍以下市盈率取整10倍為上限已屬不妥，就拿兩公司前三年的每股收益來說，中國嘉陵1996、1997、1998年每股收益分別為0.51元、0.46元、0.38元，一年比一年低，1999年上半年已跌至0.07元，截至10月31日為0.12元；黔輪胎更是每況愈下，1996年高達0.80元，1997年已降至0.38元，1998年0.20元；1999年上半年0.103元，截至10月31日僅剩0.0794元。在這樣的情況下，按前三年平均值計算的配售價明顯偏高。
顯然，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廣大中小散戶參與國有股配售的積極性。兩隻股票配售價格公布之後的深度跌幅，就如同是市場的表決。12月28日中國嘉陵的收盤價為4.99元，較配售價僅有0.49元的差距，複權價較14日公布配售價格當日的開盤價已有31%的跌幅。最讓人尷尬的是，中國嘉陵和黔輪胎的配售結果是2成左右未被社會公眾認購，而這些餘股最終也無基金問津。這種用腳投票的行為從側麵也提醒券商和上市公司在國有股配售的試點中應量力而行。
國有股采取配售等方式實現流通，從而優化上市公司股權結構，是我國證券市場走向市場化的必然趨勢。但應注意的是，國有股配售所得資金的用途與上市公司回購不同，對上市公司的經營並沒有“輸血”作用，相反，配售後流通盤的擴大對注重資本利益的我國證券市場來說是個不小的利空。如果在配售方案的設計上，不能借配售價格形成對投資者的吸引，以彌補原來可能帶來的利空的話，勢必會造成股價的持續暴跌。這不僅會影響整個國有股配售實施的進程，還會對國有企業發行新股融資帶來間接影響。
業內人士認為，按市場經濟原則減持國有股，對出售國有股的股價的確定就不應定什麼上限下限。市盈率是根據股票的成長性決定的，成長前景好的股票，何妨市盈率高一些，而成長性差的股票，10倍市盈率也已過高，有些連年虧損的股票，不管定多少倍市盈率都是不適合配售的，它們的出路除了資產重組之外，就隻有退出的一條路可走。按照市場經濟原則減持國有股，如果在方法上僅限於一種配售也是不妥當的。這既不便於有實力的上市公司自我消化國有股比重過高的症結，也不利於更好地發揮股票市場在資源調配方麵的作用。按照市場經濟原則減持國有股，更不適宜於沿用過去發行股票承銷辦法。國有股售不出的餘股由承銷商包銷，隻會使國有控股股東沒有退出壓力，他們對於配售價格定得合適不合適根本不須關心，自然把價格定得越高越好，反正有人出錢，不是社會公眾股東出，就是承銷商出。相反，如果售不出去的餘股必須由國家股股東拿現錢來買回去，不買還不行，並且買回去以後不是回到不流通的位置上去，而是進入流通，屬於流通的國有股，這樣做，國有股進入流通領域的壓力就不會光是壓在社會公眾股東身上了，天塌下來有長子頂著，國有股東應當負起這個責任。表麵上看來，國有股比例可能會因此而少減持一些，實質上國有股從不流通變成了流通，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變化，或許，這樣的變化會更符合市場的利益。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國家為確保股市的健康穩定發展，為使投資者能得到應有的投資回報，也為了讓更多的國有企業能順利上市，在國有股配售問題上，應更多地讓利於民，而不應與民爭利，更不能違背市場基本的等價交換原則，臨到最後還要從投資者口袋裏撈一把。按照等價交換和市場供求關係來確定國有股權的轉讓價格，不能視為國有資產的流失，而是國有資產價值的真實反映。因此，在國有股權轉讓時必須實行按實論價和按質論價的原則。對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資產質量要分類劃分，不能搞一刀切，不問青紅皂白，對所有轉讓的國有股都實行溢價定價。資產質量好且發展前景看好的上市公司，國有股在配售時，可以實行是多少資產淨值就按多少價格配售出去。如申能股份擬向申能集團定向協議回購10億股國有法人股，回購單價擬訂為申能股份經審計的1999年中期調整後每股淨資產2.51元，這樣就符合公平交易原則；對行業前景暗淡或主營轉向的上市公司的國有股，應視情況折價配售；對連年虧損、資不抵債、瀕臨破產的上市公司，堅決讓它們依法破產，別讓“PT”一類的“老鼠屎”，搞壞股票市場這鍋湯了。
現在，許多散戶都有一種認識，國有企業上市也好，國有股權配售也好，都是國家把背不下的包袱交給散戶來背，覺得投資股市不僅賺不到錢，還要背包袱，因而形成等待股市上漲，解套出局，金盆洗手的思維定式，這使我們的股市嚴重缺乏信心基礎。要改變散戶這種心理，要使散戶重拾信心，必須有實實在在的行動。既然如此，為什麼不能從國有股配售開始做起呢？還有的人認為，國有控股上市公司情況的複雜性，決定了其資產質量的多樣性。從總體來看，賬麵的資產淨值很難反映上市公司的本來麵目和發展前景。國有股權不是什麼稀缺資源，不存在賣方市場的市場條件，人們對國有資產的質量頗多疑慮，認為不具備溢價的市場基礎。如有的上市公司處於夕陽行業，發展前景暗淡，其資產淨值再高也難於使投資者獲得理想的回報；有的上市公司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須改變主營方向，對原有固定資產隻能作削價處理；有的上市公司連年虧損，甚至資不抵債，已瀕臨破產，其股權價格在淨資產之上、10倍市盈率之內又如何計算？
市場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價格的問題。確定能兼顧國家和投資者雙方利益的合理的國有股配售定價，是國有股配售是否能順利進行的前提。如果配售價格不能被投資者所接受，就可能使國有股配售板塊遭市場冷落，股價持續低迷，這又會直接導致今後的配售難以實施，並拖累整個股市。市場人士認為，配售價格的製定應同時兼顧國家股和社會公眾股兩者的利益。現行的方案對國家股股東有利，如中國嘉陵的國家股上市時投入資產1.54億元，參與配股投入2.079億元資金，總投資約3.6億元，而此次僅將持股比例由74.76%降至53.66%，就可回收配售資金達4.5億元。但與國家股投資的“落袋為安”相比，社會公眾參與配售能否有所得還是個未知數。業內人士建議，以上市公司淨資產值為基礎適當溢價，是國有股配售定價的基本原則。配售價格定得過低，將影響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將配售價格定得過高，則降低了投資者的獲利空間，必然挫傷投資者的投資積極性，影響國有股配售的進行。
發展證券市場需要一個全麵和全方位的構架。作為對早期股市試點時曆史遺留問題進行修正的國有股配售，尤其應該有明確的思路，有切實可行的操作方法，而不能以試點為名，讓上市公司各搞一套，甚至成為上市公司進行股市“圈錢”的又一借口。毫無疑問，作為國有股減持主要途徑的國有股配售，將成為以後的一項日常性工作。要讓這項工作順利健康地進行，製定合理的定價原則，規範其操作手段非常必要。
總的來說，無論是在市場運作還是市場監管上，我們都必須把保護散戶的利益擺在突出的位置。這不隻是散戶的要求，而且也是股市健康發展的需要。中國股市是一個大眾投資的股市，這是難以改變的現實。雖然我們在大力培育機構投資者，但至少在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中國股市還得依靠廣大散戶的積極參與。輕視散戶的地位，忽視散戶的利益，其最終隻能是妨礙股市的發展，影響股市的繁榮！
——保護散戶，也是保護中國股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