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北朝概況
東晉十六國之後，中國曆史進入一個漫長的南北分裂、南北對峙的階段，史稱南北朝時期。這段曆史，應該以劉裕代晉建立宋王朝的永初元年(420)開始算起，到隋文帝楊堅開皇九年(589)滅陳統一全國結束，共計一百七十年。
在南方，雖然先後有劉宋、南齊、蕭梁和陳四個政權的更迭，但這中間除梁元帝以江陵作都三年外，其餘的時間，南方各朝的京城始終建於建康（今江蘇南京）。劉宋(420-479)是其中疆域最大、國力最強、統治年代最長的一個政權，曆四代、八個皇帝。南齊(479-502)國祚暫短，隻有二十三年。由於爭殺頗繁，竟曆三代七帝，平均三年一帝，算是中國古代帝王更換速度最快的一朝。梁代(502-557)曆三代四帝，其中武帝蕭衍個人享國時間最久，幾近半個世紀。陳(557-589)首尾凡三十三年，其三代五主。陳承衰梁之弊，是版圖狹窄、人口孤弱、力量單薄的王朝，加之統治者又極度腐敗，最後終於喪亡於北方強敵之手。曆史上，把宋、齊、梁、陳這南方四朝稱之為南朝。
十六國後期，一個最為落後的少數民族拓跋鮮卑逐漸強盛起來。它先是打敗後燕入主中原，在建立北魏政權(386)之後，又剪滅群雄統一北方，從而結束了這一地區長期混戰的局麵。按照史家的習慣，北魏統一北方的太延五年(439)往往被視為北朝的起始之年。北魏前期以平城（今山西大同）為都，孝文帝大舉實行漢化，政治中心也隨之遷徙到中原腹地洛陽。北魏立國一百多年，曆九代十二帝，是對南北朝曆史影響較大的一個王朝。孝武帝末年，權臣高歡、宇文泰將北魏轄區切割成東、西兩塊。東魏(534-550)以鄴城為都，曆一主、十六年。西魏(535-556)都長安，經三帝，共二十二年。東、西魏先後被北齊（550-577）和北周(557-581)取代。北齊是鮮卑化漢人高氏所建的政權，立國二十八年，有三代六帝。承光元年(577)，北周滅齊，北方重新統一。北周是宇文鮮卑人統治的王朝，曆三代五帝，計二十四年。大定元年(581)，北周外戚楊堅代周稱帝，改國號為隋。曆史上，把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這北方五朝稱之為北朝。南朝與北朝，合稱之為南北朝。二、有關南北朝史的著述
如果想了解曆史的真象，僅憑借今人的書籍是萬不能行的，最好能讀到當時人撰寫的實錄，如這部分著作今已軼失，則應取年代最靠近那個時間的文獻資料。
反映南北朝曆史的有關文獻，大致有三類：正史、雜史和文集。
斷代為史的紀傳體正史，是我們了解南北朝史的基本資料。二十四史中，涉及南北朝史的正史有十部。它們分別是沈約著的《宋書》、蕭子顯著的《南齊書》、姚思廉著的《梁書》和《陳書》、魏收著的《魏書》、李百藥著的《北齊書》、令狐德桑等著的《周書》，此外，還有李延壽著的《南史》和《北史》。魏徵等著的《隋書》也有不少內容是記述南北朝史的，特別是其中十誌部分與這段曆史關係更大。司馬光著的《資治通鑒》不屬正史範圍，是編年體的政治史。其書雖大部分取材於正史，但條分縷析，記事清楚，極便於閱讀，而且還補充了已經亡軼的大量史料，故不能不讀。
在雜史中，有酈道元撰的《水經注》、楊街之撰的《洛陽伽藍記》、賈思勰撰的《齊民要術》、許嵩撰的《建康實錄》等書。這些書分別從地理、宗教、生產勞動和政治活動等方麵，為我們提供了南北朝史的各類素材。另外，《高僧傳》、《續高僧傳》和《曆代三寶記》等著作，則是我們了解佛教在南北方廣泛流布及其受到統治者推崇和禁滅情況的重要資料。
關於文集，有顏之推的《顏氏家訓》、蕭統的《昭明文選》、僧佑的《弘明集》、釋道宣的《廣弘明集》以及後人彙集編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樂府詩集》等書有關內容。
在今人的著作中，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讚諸人主編的中國通史中的南北朝部分，都有簡明扼要、線索清晰的特長，十分利於初學。此外，呂思勉的《兩晉南北朝史》、王仲犖的《魏晉南北朝史》、何茲全的《魏晉南北朝史略》、韓國磐的《魏晉南北朝史綱》、程應謬的《南北朝史話》等書則是詳略不同的斷代史。如果讀者對這段曆史的學術研究狀況感興趣，也不妨找幾本方家的專著一讀。如陳寅恪的《金明館叢稿初編》，唐長孺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及續編、拾遺，何茲全的《讀史集》，周一良的《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繆鉞的《讀史存稿》以及田餘慶的《東晉門閥政治》等等。
三、一個頗具特色的時代
在秦漢、隋唐兩大盛世之間，阻隔著一個三國兩晉和南北朝的亂世。過去人們往往被史籍中記載的民族之間、統治者之間無休止爭殺的血腥氣所嘔眩，認為這一時期是十分可怕、一無是處的黑暗時代。其實，這是一種誤解。無論是三國兩晉，還是南北朝，都頗具特色，各有其絢麗多彩的時代魅力。可以說，如果沒有這兩個時代，也就不會有輝煌燦爛的隋唐文明的出現。
比如隋唐的許多政治、軍事和經濟製度源於南北朝，這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漢代中央機構為三公九卿製，帶有先秦時期家國不分的原始官製色彩。到隋唐一變而為既利於加強皇權，又有嚴密分工的三省六部製。這一轉型，是從漢末開始、曆經三國兩晉，到南北朝逐漸固定下來的。隋唐實行的均田製，是對北朝舊有田製的延續。至於隋唐時期武功顯赫的府兵，則是北周借用北魏初年部落兵的軀殼建立並發展起來的。隋唐時期的戶籍製度、賦役製度無不帶有南北朝的烙印。
頻繁的民族交往、鬥爭和融合、同化，使先後人居中原的匈奴、羯、氐、羌和鮮卑等少數民族，到南北朝時期逐漸喪失原來的共同體特征，成為漢民族的成員。內遷少數民族是富有生氣、充滿活力的，它們紛紛彙入漢人隊伍，給這個古老的民族注入了一股股健康清新的血液。對比前代，南北朝時人在飲食、服飾及各種日常用具和生活習慣上，表現出很多“胡”化現象，漢民族的物質文化更加豐富、美觀和實用。在精神文化文麵，胡樂、胡舞、《敕勒歌》類的牧歌開始成為漢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佛教在南北各地不但站穩了腳跟，而且日益昌盛並逐漸漢化。雖然，在民族融彙合流的大潮中，也曾出現過東魏、北齊時期那樣的反複，但畢竟是個別和暫時的現象。唐初社會的兼收並蓄、開放開明的風氣，在處理民族關係、對外關係上，統治者所表現出來的博大胸懷，都是南北朝民族融合同化成果的反映。隋王朝的楊氏、唐王朝的李氏，在他們皇族的血液中都有著鮮卑人的成分。對於他們來說，胡漢是一家，胡漢界限並不嚴格。隋唐的經濟文化能夠遠越兩漢達到一個新的高峰，與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同化是密不可分的。
黃河上遊的關中平原和黃河中下遊的華北平原是中國古代開發較早的經濟區。相對而言，南方則一直處於較落後的狀態。兩晉時期的戰亂和人口大流亡，嚴重地損耗了黃河流域的社會元氣。南北朝時期，北方的經濟實力雖然仍在南方之上，但長期獨占曆史的地位開始喪失。南方經濟呈直線上升的形勢，民戶繁衍，人口素質提高，開發區由江左一隅，擴展到整個長江流域，繼而達到嶺南地區。北方人口的南遷，促成了旱田作物的南移，北方粟麥經濟和南方稻作經濟的界限被打破，南北經濟生活差距進一步縮短。南北朝時期，南方的社會麵貌發生巨大變化，為以後南方經濟趕上並超越北方，實現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準備了條件。
西晉是門閥士族逐漸占據統治地位的時期，到東晉它則淩駕於皇權之上，形成了大族與皇室共天下的格局。進入南朝，士族雖然還保持了優越的社會地位，但隨著皇權的抬頭，寒門庶族的參掌機要，士族壟斷政權的局麵已成曆史。在北朝，由於政權的建立者是少數民族，漢族士人則一直處於附庸的地位。土族的勢力，經過南北朝大為削弱，隋唐時期則由被迫扮演次角開始，直到逐漸退出曆史舞台。
南北朝還是一個思想文化、科學藝術極度活躍發展的時期。這一階段，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藝術家和科學家層出不窮。劉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對於文學的創作和作品的評價已上升到理論的高度。被人盛讚的前四史中，範曄的《後漢書》和裴鬆之的《三國誌》注皆成書於這個時期。南北朝的繪畫、書法、雕塑藝術都達到了新的高度，尤其是保存至今的雲崗、龍門等地的石窟佛雕，已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的瑰寶。隨著佛學的昌盛，反佛的思想家出現於斯，其代表人物即是範縝。與佛教發展同步，中國傳統的宗教道教也正規化起來了，寇謙之、陸修靜、陶弘景都是南北朝時期對原始道教進行改造的宗教領袖。至於賈思勰、祖衝之等人在科學技術上的貢獻，更是人所共知。關於南北朝的時代風貌，上述幾個方麵根本是無法概括的。讀者最好能涉獵一下以上的三類史著，其中的樂趣便能真正品味到。總之，一句話：南北朝是一個頗具特色的時代，一個絢麗多彩、充滿魅力的時代。
禪讓名目下的醜行
中國古代王朝變易，能夠正大光明地公布天下的理由，除了“征誅”，就是“禪讓”了。權臣公開奪國，往往被人視為“篡弑”，生前很難立腳，死後青史永載罵名。王莽即是一例。所以到曹魏代漢時，曹丕既想登龍床，又不願落惡名，便想出用“禪讓”鬧劇來掩蓋攘奪的辦法。此例一開，西晉馬上仿效，以後南朝的宋、齊、梁、陳，北朝的齊、周、隋皆亦步亦趨，援以為例。
不過、曹丕、司馬炎在前朝君主交出璽綬後，對於遜帝們仍竭盡優崇。漢獻帝和魏元帝分別被封到山陽和陳留，依然可以稱公作王，足食豐衣，頤養天年，獻帝死於魏明帝青龍二年(234)，終年五十四歲；元帝死於晉惠帝太安元年(302)，終年五十八歲，皆為善終。不獨易代之際如此，一朝之中搞政變也不加害皇帝。如司馬師廢魏少帝芳，司馬倫廢晉惠帝，桓玄廢晉安帝，都未曾起過殺機。唯東晉末年的權臣劉裕，為謀奪天下，先派人勒死白癡皇帝司馬德宗，改立傀儡司馬德文為恭帝。繼而強迫恭帝禪位於己，不久又將其殺死，遂首開在禪讓之際殺害遜帝的先例。
此例一開，遺害無窮。隨著南北朝時期頻繁的改旗易幟，在腥風血雨之中，一個個有如羔羊的遜帝，不是伏屍於宮闕之側，便是橫軀在禦榻之旁，可憐之極。
司馬德文是個政治上毫無欲望的人。當初，劉裕隻派人暗示了一下，他便欣然操筆，下詔禪位，還對左右講：“我們晉家的天下，早在桓玄篡位的時候就該丟掉了。靠劉公的力量才延祚近二十年。今日的禪讓，我心甘情願。”但這個表白絲毫不能打動劉裕的心。劉裕稱帝後，幾次對司馬德文下手，都未能達到目的。一次，他命令郎中令張偉帶一罐酰酒（一種用毒鳥肝浸製的毒酒）去下毒。張偉不願成為千古罪人，經過一番猶豫徘徊，終於自己將酒喝下。臨死前，他說：“酰君以求生，不如死！”司馬德文發覺劉裕的企圖後，害怕被殺，警惕性極高；史稱其與妃子褚氏“共處一室，自煮食於床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資治通鑒》卷一一九）。可劉裕處心積慮要殺人，司馬德文怎能逃脫毒手？果然，一日褚妃的哥哥們來探望褚妃，兄妹在其他房間相見的時候，劊子手跳牆闖入司馬德文的寢室。司馬德文不肯飲毒，說自己相信佛教，“自殺者不複得人身”，乃成為亂刀之下的一縷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