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黃維梁
詩有情有采，有教有藝。過去一個長時期中，很多講詩的人，隻重情重教，而輕采輕藝；而且不幸的是，情隻是虛情、矯情，教隻是說教、教條。最近十多年來，形勢丕變，氣象一新——也可以說“複古”，回到劉勰所主張的情采兼備，孔子所會認同的詩教與詩藝並重。
風、雅、頌，這些是詩的內容，篇章因情而生，對社會人民有教化作用；賦、比、興，這些是詩的藝術手法，作品有辭“采”乃能為識者所“采”，其藝術性使其情其教得傳諸久遠。孔子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就是文采，就是修辭了。修辭的重要，從孔子到錢鍾書，從亞裏士多德到歐立德（T：S.ELIOT，多譯為艾略特），談文學者無不肯定。
《詩歌修辭學》是古遠清、孫光萱兩位先生合著的新書。我有機會閱讀這本書的部分文稿，非常高興。這本書的內容，包括了這個課題的各個重要部分。有些人誤以為修辭就是修詞，修辭學研究的是字、詞的鍛煉修飾。殊不知修辭的辭，乃辭章文辭，不但包括字、詞，還包括句、篇。本書的第二章，論結構和體式，正表示作者正確地理解了修辭的意義，把這些應有的內容納入本書之內。
第三章題為《詩歌辭格舉隅》，名為舉隅，對辭格的論述，自然不求全麵。不過，讀者可以放心的是，這裏討論的比喻、象征、對偶、誇張、擬人、用典等六格，乃辭格中最重要的。如果要把辭格細分，則二十、三十甚至四十種，都不一定能窮其類。如果要舉其犖犖大端，要“擒賊先擒王”，則這裏的六個辭格，是其首選。六者中，比喻排第一，因為正如英國詩人雪萊說的，“詩的語言的基礎是比喻性”，而詩文同理，宋代的陳馬癸不是說過“文之作也，可無喻乎”？
我十分欣賞書中對新詩體式和標點的論述。新詩與古典詩，同為本書舉例的對象。從解放的自由詩（“五·四”時期胡適主張“詩體的大解放”）到嚴整的格律詩（聞一多和卞之琳都提出格律詩的具體體式），新詩的形式、體式，於詩人則各適其式，於讀者則目迷五色，可說眾矣多矣。現在本書在這個問題上作適度的歸納、概括，自然對讀者大有幫助。本書對新詩中標點的運用，加以說明和議論，除了啟發讀者的思考外，還表示兩位作者照顧入微，連一點一撇都不放過。
兩位作者中，孫光萱先生我尚未識荊，古遠清先生則已認識多年。兩位都對詩歌一往情深，他們的詩學論著，非常可現可佩。遠清兄和我相交已久，其文其人，都給予我難以磨滅的印象。在武漢，遠清兄坐擁書城；來到香港，他流連書肆。他沉迷於讀書和寫書。著作一本接著一本出版，文章一篇接著一篇發表，他修改文稿，潤飾字句，時間都用光了，因此無暇去修飾頭發。他那浪漫主義的三千發絲，1994年6月在蘇州的一個國際會議上，成為詩人餘光中先生的話題，引起矚目。“人稟七情，應物斯感。”豪放的遠清兄善於感應，表情豐富，聲音更像洪鍾一樣，且抑揚頓挫。他的人就是情采並茂的詩篇，難怪從朦朧詩到格律詩，他都那麼投入。詩乃“古”家事。他對詩，遠近關心，武漢黃鶴樓的詩，到台灣阿裏山的詩，都在他興趣的範圍之內。他讀詩鑽得深，看得廣，析論起來，自能視野闊大而見解獨到。
《詩歌修辭學》幫助讀者認識詩藝、把握詩法。當你“情動於中”的時候，怎樣把這情“形於言”呢？你需要詩歌修辭的學問。當你閱讀作品，要怎樣“披文入情”、了解詩人的用心呢？你需要修辭學的學問。我先睹此書為快，且得益良多，樂於向讀者推薦這本書。
1995年3月19日於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