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地質隊大院坐落在一片很荒蕪的山裏。前麵是山，後麵也是山，所以我們就叫前麵的山為前山，後麵的山叫後山。其實理論上應該算是丘陵地貌，中間有柏油公路，隔得不遠有另外一些單位，其中一個叫煤炭二隊，再有就是散落在山間的自然村的村民，五裏外是縣城。
縣城有學校，再有就是地質隊裏的向陽學校了，後來就逐漸不再稱向陽學校而改口稱地質隊子弟學校了。煤炭二隊沒有學校，所以那裏的孩子就會到我們地質隊來上學，數量還挺多。但有一次，我們正上著課，忽然有老師進教師，和正上課的老師嘀咕了一會兒，就宣布，所有煤炭二隊的學生一律立刻收拾書包回家。
原因大概是地質隊和煤炭二隊發生了單位和單位之間的矛盾，所以煤炭二隊的學生就得滾蛋了。
在地質隊讀書的還有很多周圍自然村的村民的學生。在我成年以後，懂得了有工人階級一說。當我在工廠當合同製工人時，因為征用土地而進工廠當工人的農民出身的工人依然會被城市戶口的工人階級看不起。雖然那時我們幹的是一樣的工種，一樣的活兒，但戶口不一樣，所以就有優越感，就覺得腰板硬朗。
一九七幾年的時候好像正好相反，地質隊子弟學校從來沒有將自然村的村民的孩子趕回家不讓讀書。對於他們，至少我是非常羨慕的，主要是羨慕他們能有更豐富的食品和擁有更豐富的自然資源。那時候我們的業務活動除了玩以外，更多的是拾柴火，揀煤渣。這些主要都是在地質隊裏就可以完成的正常家務勞動，但有的時候是要上山耙草的。所謂耙草就是把山上的枯草用耙子收集起來，捆紮好，背回家，放在家裏的柴草棚裏，用於做飯的燃料。那時地質隊每家都用的柴火灶，所以柴火隻能去山上耙，割草是不允許的，因為山不是地質隊的，是村民的，村民允許用竹耙耙草，但不允許用鐵絲耙耙草，是擔心傷了草根，影響來年草的生長，破壞地表植被。
耙草不算最大的事情，最大的事情是農民收獲花生的時候，農民在山上的花生地裏收花生，地質隊的孩子就拎著籃子在一邊等，等農民將花生都收完了，我們再進去收一遍，總能收到農民漏下的。花生在土裏，我們就將土整個再扒拉一遍。說老實話，我現在認為，農民絕對已經將花生地翻了個遍，幾乎是不太可能給我們留下點什麼了，但，我們還是會更加細致地再翻上一遍，通常有幾十個孩子再翻數遍，翻到最後，恐怕一個都不會落下的。
除了花生還有山芋，還有泥水裏的荸薺，都是農民收完了我們再進去揀漏，農民能寬容我們，我猜是因為可憐我們吧。
我的同學很多是周圍自然村的村民的孩子，他們都比我強，比我對農事的認識更深刻，技能也更全麵，而我連水牛都騎不好。
變化是後來逐漸發生的。有一年，地質隊的住房是一排排的平房，結構一樣，模樣也一模一樣，屋前都有一個柴火棚，自己搭建的，裏麵堆放做飯用的柴草，還有馬桶，屋前屋後都是自留地，種著應季的蔬菜，屋裏的地麵是土的，和我住在農村的同學家一樣。後來，地質隊出資給每家都進行了一次家庭裝修。就是將地麵全都抹成水泥地，讓每家都欣喜萬分。水泥地呀，光溜溜的，夏天能光著身子睡在上麵，多麼豪華的裝修呀！
這種欣喜後來被更大的欣喜和困惑取代了。幾年以後，那個龐大的地質隊開始有人遷走，開始因為工作的原因分成很多的小分隊，小分隊不斷地調離，到新的地方。有人先搬家了，去了城市，帶來消息，說，城市住的是樓房，樓房裏一戶一戶的，地麵都是水泥地，而且，家裏就有廁所。
那時，我想，老天，廁所在家裏，那家裏該有多臭呀，就在家裏拉屎，方便是方便，就是太不衛生。
跟我和我姐描述城市裏的廁所的人是我姐的同學毛丫，毛丫不屑跟我解釋廁所是如何在家裏存在的，以至於十多歲以後，我也搬家了，搬進了城市，才知道。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很多年過去了，同一塊土地養活大的人們卻有了很大的差別，不知道我的農民同學是否住進了新房，是否也能在家裏方便地拉屎。是否還能像當年一樣吃飽，甚至吃好。
不知道，但從報紙上看，好像離城市近的地方就很好，離城市越遠，就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