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還先賢以公道
高令印
“還先賢以公道”，是當今著名新儒學家蔡仁厚教授為拙著《遊酢評傳》所撰序言中的一句話。這句話充分地表達出當今研究和發揚遊酢思想的必要性和文化價值。
遊酢是中華文化發展史上繼往開來、承前啟後的偉大思想家。單就其婦孺皆知、家喻戶曉的“立雪程門”“載道南歸”來說，是中華文化重心南移再興的源頭活水，其功績就足以永垂不朽！但是，卻因遊酢以儒學融合釋、道之學的宋學思維方式比較突出，由此有的認定其“晚年嗜禪”，胡宏甚至說“定夫是程門罪人”。（遊酢明確指出：“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異同，不然難以口舌也。”）後世舊說相因，人雲亦雲，未有人進行具體分析，遂有“‘道南’第一人楊時”的誤傳。明清時代學者所撰寫的閩學史，皆貶抑遊酢。國學大師錢穆在《朱子新學案》中，認定遊酢“不僅逃禪，又雜染荊公之學”。20世紀80年代，匡亞明主持的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組織撰寫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邀請全國知名的中國哲學史專家論證，選取二百個思想家為傳主，竟未有遊酢、楊時。（該叢書邀請全國知名學者撰寫，於20世紀末全部出齊，獲國家圖書獎。）侯外廬主編的近一百萬字的《宋明理學史》，謂遊酢“無多大建樹”，五字了之，不予撰寫。如此這般，顯然是不“公道”的，對闡明中華文化的發展規律是十分有害的。
中華主體文化思想儒學的發展有三個大時代標誌，即先秦孔孟儒學、宋明程朱理學（新儒學）和現代新儒學。遊酢是程朱理學的中堅。在程門四傑中，一般稱遊（酢）、楊（時）、謝（良佐）、呂（大臨）或遊、楊，皆把遊酢列為洛學首要傳人。以儒學融合釋、道之學的宋學思維形成過程中，像吃營養強身一樣，遊酢所起的作用不僅無可非議，還應該大力加以肯定。特別是北宋後期，文化落後的金人將入主中原，承擔不了高度發展的中原文化。遊酢拜程氏為師九年後，又帶楊時師事程氏。在中華主體文化儒學存亡的關鍵時刻，遊酢、楊時適應了曆史的需要，到河南拜二程為師，“立雪程門”。學成歸閩時，程子謂之“吾道南矣！”此語是對遊、楊兩人說的。他們“載道南歸”，三傳而至朱熹，創立閩學，在閩浙贛交界的武夷山一帶形成繼北方中原後新的國家文化重心。“道南”是極為偉大的曆史事件。清著名治閩學者張伯行在為明朱衡《道南源委》所作的《序言》中深刻指出：
理學名區，獨盛於閩，不惟比擬伊洛，直與並稱鄒魯。而程子“道南”一語，遂符合如左券。……吾見閩學之盛行，且自南而北，而迄於東西，不局於一方，不限於一時，源遠流長，汪洋澎湃。道之所謂流動而充滿、彌淪而布濩者，於是乎統貫於“載道”之人矣！
朱子學由武夷山一帶北傳至全國和海外，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主體文化思想、“東亞文明的體現”（日本島虔次語）、世界性的學說。這種具有深刻意義的國際性的中國文化運動，其源頭活水是遊酢、楊時的“道南”。
20世紀末以來，閩台知名遊氏後裔人士，諸如遊德馨、遊嘉瑞、遊錫堃、遊嶽勳、遊恒派、遊月霞、遊夢熊等先生，立誌發揚其祖先遊酢的思想文化傳統，邀請我參加研究工作。先後出版了《遊酢評傳》《道南首豸山》《遊酢文化源流》《閩遊二三郎大族譜》等。特別是，於2002年10月舉辦的高層次的“首屆閩台遊酢文化研討會”，出版了會議論文集《遊酢新論》。2002年11月，在我撰寫出版的《中國哲學通史》中設專節“中國文化重心南移與遊酢楊時”，把遊、楊列為中國哲學史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章節。是書作為大學哲學專業教材，有較大影響，遂有學生撰寫遊酢的博士論文。這樣，遊酢的思想文化基本上得以發揚，還其本來麵目，並得到文化學術界的認同，如當今著名的中國哲學史專家李錦全教授、蔡仁厚教授等的高度肯定評價，並產生了深刻的社會作用，如遊酢後裔在南平聚集地鳳池村，被評為“福建省曆史文化名村”。可以說基本上“還先賢以公道”。
當前，對於遊酢思想文化的研究和發揚正在向深廣方向發展，不僅進一步深入研究其思想理論，還以書法、繪畫、戲劇、小說等文學藝術形式進行普及，使其深入民間，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發揮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