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精神分析的危機、死亡與未來
現在，回顧我這一生辛勞中的工作片段，我敢說自己奠定了許多新的開端，提出了大量建設性的議題。這些建議在未來定會產生應有的作用。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個自傳體研究》
一百多年以來，精神分析的發展經曆了鼎盛到衰落的過程，它已經成為西方文化中引人注目的一部分。所以，這一文化的貢獻者和受益者對它的急劇衰退感到不解也就不足為奇了。當然，如果沒有精神分析為各種文化背景所接受這一事實的話，對於弗洛伊德理論遺產的困惑一直以來都是精神分析曆史的一個主題。
當前關於弗洛伊德遺產的根本貢獻是什麼的困惑，也正是精神分析長期的危機史的最新內容。沒有人，哪怕是弗洛伊德親密的追隨者，能夠令人信服地將理論中合理的觀點與無意義的觀點區分開來。相反，基於一定的猜測、直覺和曲解，他們接受並利用某些觀點。弗洛伊德於1937年發表的那篇文章，“不可能的職業”，隻是對精神分析理論實踐者之間不可能達成一致意見的簡單陳述。除了那篇文章中所說的內容外，精神分析的發展還是一部有關分裂的曆史。在精神分析這個理論領域裏，有些有野心、天賦和自尊的人同一個理論流派分離，然後建立另一個流派。
毋庸置疑，危機在精神分析理論自身的瓦解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而這種危機在雅克·拉康那裏達到了超現實的頂峰。當拉康發現自己對已形成的精神分析理論無法接受時，他開創了自己的分析運動，運動的浪潮一波接著一波。為什麼是超現實的呢？因為第一、第二和第三小組的學者們都可以真誠地宣稱自己是真正的拉康主義者，並基於此而輕視其他人。但是，法國的這種表麵上獨特的現象僅僅是對精神分析一貫情形的荒謬重複：弗洛伊德將他的支持者聚集在他的周圍，然後又把他們驅逐出自己的領域；他幫助他們在精神分析中樹立一定的地位，然後又取消他們的資格。相應地，那些持異議者如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奧托·蘭克和威廉·賴希則表示自己有進行精神分析的部分權利，他們對精神分析重新整理，然後繼續進行他們自己的學術活動：寫一些心理學的思辨性文章，傳道授業以及治療病人。他們偏離弗洛伊德越遠他們就成為越完美的弗洛伊德主義者：也就是說，他們更具有創造性和狂熱性。
細想一下精神分析運動大概的曆史進程。在精神分析早期，每周三弗洛伊德都要與一群水平參差不齊的支持者會麵。他們討論精神分析的觀點，但是弗洛伊德對這群人感到失望，甚至有點厭煩。當弗洛伊德聚集了更有能力的支持者，比如像卡爾·榮格，他就疏遠了那群人。但是在那之後不久，新群體中的成員也令弗洛伊德失望了，有些人還主動離開了。最後，即使是堅定的支持者，比如山多爾·費倫茨，也對越來越讓人無法忍受的弗洛伊德感到不滿和憤怒。同時，在美國興起了新的精神分析社會文化學派，它僅僅建立在醫學基礎上，弗洛伊德不喜歡這一新學派。然而，美國新精神分析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還將會移居歐洲，尤其是那些逃離納粹德國的人。像卡倫·霍尼、埃裏克·弗洛姆和哈利·斯泰克·沙利文等“新弗洛伊德主義者”或者“文化主義者”，反對弗洛伊德人性本惡的悲觀主義，而是將其理論和實踐指向社會和文化環境。另外一些精神分析者，以海因茨·哈特曼、魯道夫·洛文斯坦和恩斯特·克裏斯為代表，從個體適應環境的角度重新闡釋精神分析，建立了“自我心理學”。新世界（美國）的其他一些思想家繼續推動精神分析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這些其他的思想者中包括一些持不同觀點的核心人物，比如阿德勒（自卑情結）、榮格（集體潛意識）、蘭克（出生創傷）和賴希（生命力）。埃裏克·埃裏克鬆和另外一些人從事“應用精神分析”研究，這是弗洛伊德在他的大部分思辨性活動中試圖做到的。還有人將精神分析推廣應用到新領域，比如心身醫學（像弗朗茨·亞曆山大）、人格研究（比如，露絲·本尼迪克特）和犯罪學。同時，精神病學專家也融入了精神分析，在兩個領域的訓練和實踐中湧現了很多領袖人物。從這些相互衝突的觀點和實踐的融合中產生了大量新精神分析思想，最後可以將它們分別稱為自我心理學、關係心理學和人際關係精神分析心理學。精神分析還在藝術領域開花結果，從超現實主義者到“垮掉的一代”中的詩人都是代表。在這段曆史中，英國可以說是爭論的主要陣地，在這場爭論中，人們主要探討的是先天決定還是後天決定，這些爭論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有明顯的答案。（這取決於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查閱，你查閱的是哪本著作。）“客體關係”理論贏得了新的支持者。該理論起初以梅蘭妮·克萊因有關兒童發展理論為中心，並且建立在生物學基礎上。弗洛伊德，曾經是一個對孩子非常關心的父親，反對克萊因的理論，認為她缺乏想象力，不是一個真正的弗洛伊德主義者，但是，他孝順的女兒，安娜，則沒有受到這種指責。這一立場恰恰把熱衷於弗洛伊德晚年的超心理學的人搞糊塗了。最後，經過幾年對精神分析的恐懼性抵觸之後，法國開始首先讓精神分析在自己的智力土壤上生根發芽：有著光榮曆史的法國哲學，尤其是由勒內·笛卡爾首創的理性主體哲學，以及在超現實主義、控製論和結構主義方麵的前沿性研究。拉康成為傑出的精神分析代表，事實上他是一個精神領袖，是他讓精神分析開始講法語。最後，關於不穩定的笛卡爾式自我，雅克·德裏達和法國後結構主義者在精神分析的指引下提出了自己的受尼采啟示的理論。這些理論最後再一次傳入了說英語的國家。像一個郵遞員一樣，這些言論通過複製傳播，幾乎影響了一切領域，從時尚界、建築界再到女權運動和文學評論界。整個西方世界，不可避免地，開始學著說或者是模仿一點巴黎式法語。到了這種程度，“弗洛伊德主義”的法國改造結束了。現在，我們可以享受我們自己的客體小a（petita）了。
各地的精神分析追隨者都能夠在精神分析各個理論版本中，或者是在上麵簡要敘述的有重大影響人物那裏找到自己的理論根源。大部分人的理論觀點之間是針鋒相對的。事實上，大部分理論明顯表現出對精神分析理論中一種或者是多種理論的批評。所有追隨者，也許不包括那些後結構主義者，也許包括，都認為，他們建立了真正的或者說是最好的弗洛伊德主義；他們的精神分析理論是最好的版本；其他人的理論，總體上來說，都是愚蠢的，或者至少是可悲的曲解。簡單來說，所有這些都說明了為什麼說精神分析曆史是一部危機和分裂曆史。
以上也解釋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麼人們會在精神分析文獻中發現散布著大量的警示，這些告誡涉及精神分析的多元化發展方向，以及不可避免地，它的不確定性未來。這些告誡總體上巧妙地反映了許多精神分析危機概況；逐一來看的話，它（實際上）反映了，在麵對可覺察的威脅破壞其世界觀的問題時，一個既定的作者所產生的擔憂（亦稱作他自己的決裂）。像這樣，對“精神分析未來”的無盡的討論大體上都是一種關於精神分析的優越性的標準模式，然而，任何一種已有的危機都證明自己才是精神分析傳播過程中的完美模式；“精神分析危機”就是精神分析本身；最後，每一個新的精神分析危機都是顯示精神分析多樣化的一個實質性的（或非實質性的）特征。
可能沒有人會想到這竟然出自瑪麗盧·萊昂內爾斯（Marylou Lionells）之手。細想一下她最近的一篇科學小說，它成為一部文集《精神分析的死亡：謀殺？自殺？誇大的謠言？》一書的開篇。“我認為，隨著我們進入下一個世紀，精神分析不再以內部衝突為主要特征……未來的精神分析除了更加龐雜，還將對不同觀點和方法更加尊重和包容。”萊昂內爾斯忽略了一點。她所痛惜的批判性文化和衝突正是推動精神分析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麵，所有針對精神分析的攻擊，無論是內部的還是外部的，無論是追隨者還是其他人，都極大地提升了精神分析。這並不是說一代中的叛逆者必然成為下一代人心中受人尊敬的代言人——而是恰當地反映了精神分析家們不會變的有教養，而是更加自大，更具過時的反叛意識。對精神分析來說，傳統意義上的寄生物和寄主，評論家和藝術之間對立統一的關係即使沒有完全顛覆，也已經不存在了；評論家可以不必如此依附於精神分析家所做出的有創造性的和科學性的成果，盡管這些成果是給予了基本的方向、形式和意義。所以說，如果是危機最好地解釋了精神分析衝突的本質，那麼就是評論家準確地表達或者實現了這一本質。1895年弗洛伊德首次指出，1920年再次提到，評論家是“纖毛蟲”，他們是生長良好的有機體（這裏是精神分析）的敵人，但是正是由於他們的攻擊，精神分析才會變得更為強大，更加頑強，並且會更快地發展壯大。所以，即使是最惡劣、最唆的評論，也是精神分析事業生生不息的重要而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非常肯定的是，從一開始，精神分析就在巧妙地借用這些阻抗，無論他們是內部的還是外部的，讓眾多的（事實上，是全部）“阻抗”服務於這項事業。很顯然，這是主導世界的一個很有用的策略，在這個世界，正如拉康恰當地指出的，除了製造精神分析學家之外，精神分析什麼也沒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