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好的或者不友好的同行們，經常為那些精力充沛的批評家不遺餘力地批判或揭露精神分析的各種曆史而感到吃驚。談論通常歸結到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你很少去關注精神分析，為什麼對這一過時的事業還要花那麼多時間？這個問題暗示了隻有那些虔誠的信徒（諸如“成功”的病人、成功的分析家和知識分子等）才被指望創作出關於精神分析的作品。如此一來，批評家最好也隻會被看作是牛蠅或令人討厭的人，最壞的情況則被視為是破壞性的、憤怒的、仇恨的人——可能就是一位失敗的病人、分析者或知識分子。
事實上，批評家根本沒有必要為自己的批判行為辯護；也沒有必要為未能對他們的毀滅性結論提供建設性的可供選擇的方法而道歉。這不是他們的工作。因此，那些批評家既不必然是痛苦的，也並非一心想要破壞他人珍貴幻想的毫無幽默感的家夥。我常常發現的正是相反的一麵。所謂的“弗洛伊德-攻擊者”和弗洛伊德的擁護者一樣，對精神分析充滿興趣，盡管明顯是出自不同的原因。兩派的人可能容易達成一致意見，即精神分析是值得我們去繼續關注的，這不僅僅是因為精神分析對20世紀人們的知識生活和文化的深遠的影響，還因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努力幾乎是令人敬畏的。弗洛伊德進行了大量的工作，進而造就了一個完整的行業，可以保證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在貼有BF173標簽的研究圖書館的書架叢中暢遊，那些以精神分析為編目的書籍，將完全由於其集體的努力而使人印象深刻。而我們如何去弄懂它則是另一碼事，這也正是諷刺的開始。
接下來的三章我們試圖搞清楚精神分析的早期曆史（有時被錯誤地稱為前曆史）。第一章將詳細地考察近來的“修正主義者”對精神分析的經典個案“安娜·O”的解釋。批評家們的根本質疑令人震驚，而且假如正確的話，那麼對精神分析的未來是致命的：弗洛伊德有意歪曲事實，使這一基本案例迎合他的不斷變化的（政治上和理論上的）需要。簡言之，批評家聲稱這一個案完全是一個騙局。第二章將考察約瑟夫·布洛伊爾（Josef Breuer）對《癔症研究》（1893-1895）的未被充分評價的理論貢獻，主張布洛伊爾對於他（和弗洛伊德）的理論的矛盾態度是有益的，證明他是一個比弗洛伊德更加謹慎的歇斯底裏理論家。第三章將主要通過討論精神分析中的暗示性（例如，不恰當的影響），宣告“弗洛伊德批判性研究”的新時代到來，一種新的學術氛圍最近已成為精神分析研究領域的主旋律。
這些關於精神分析的早期曆史的三項研究隱含著這樣一個指導思想：假如精神分析的基礎的確帶有欺騙性的話，那麼精神分析大廈的根基不僅不牢固，而且應該被拋棄、被摧毀並且被埋葬。
1 奇怪的“安娜·O”個案：對“修正論者”評價的概述
如何停止憂慮開創人生？
一些人認為談話是第一步，這一理念至少和宗教懺悔一樣具有悠久的曆史，但是這種方法被以一種宗教儀式的方式為醫學和科學所認可，卻是伴隨著約瑟夫·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於1893-1895年出版的《癔症研究》而出現的。從此，宣泄談話法成了包括自助療法在內的所有心理療法的信條。顯然，改變生活的最好途徑，是找到某個能聽你談論你的生活問題的人。然後，事情就會這樣發展，那些被忽略的、令人煩惱的想法將重新得到對峙（confronted）並被解決；即，使被壓抑的、潛意識的觀念進入意識之中。正如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所說，“首先通過談話為壓抑的力量找到出口，從而消除被壓抑觀念中所蘊含的動力”。或者正如另外一個談話療法的倡導者所指出的那樣：
從某種程度上說，精神分析是以語詞的治療力量為基礎的。從弗洛伊德時代起，精神分析學家們就已經知道，如果一個病人與人談話，僅僅是談話，他就能從內心的焦慮中得到解脫。這是為什麼呢？或許因為通過談話，我們能夠更好地洞察我們自己的困擾，能夠從更好的視角去看待我們麵臨的煩惱。沒有人知道這個問題的完整答案。但是我們所有人都知道，“敞開心扉”、“一吐為快”能夠立刻得到解脫。
非常有趣的是，最近又有人總結了這一金玉良言，但不是精神分析學家，卻是《如何停止憂慮開創人生》的作者。當然，我指的就是人盡皆知的戴爾·卡內基（D.Carnegie）。卡內基提出，盡管“沒有人知道宣泄談話法這個謎語的完整答案”，但宣泄談話法的效果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就像他所說的，“我們所有人都知道”話語和“談話，僅僅是談話”的力量。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已經在他們1893-1895年的“早期通信”中談得同樣多：“語言的運用”，他們寫道：“諸如短語‘讓自己放聲大哭’和‘發脾氣’，能夠證明日常生活中觀察到的這一事實。”卡內基的激情的標誌就是誕生了這種心靈雞湯心理學（kitchen psychology），它正是戰後美國人對心理健康的典型態度。在那個時期，我們大多數人相信神經衰弱症，從輕微的神經症到炮彈休克症（shell shock）都能通過某種形式的談話而成功治愈。在這一方麵，那些從一開始便具有足夠合理性的能量壓抑假說和宣泄釋放（或發泄）假說，最後都演變成了一種確定的文化觀念，並且在某些領域，成為了一種確定的科學事實。
雖然卡內基不甚正確地宣稱沒有人能夠完全知曉談話如何施展其神奇作用，但這一論斷是重要的。事實上，的確沒有幾個人知道談話究竟如何發揮它的作用，願意了解這個答案的人甚至更少。相反，談話療法僅僅被看作是一則常識；這一常識是如此普通，以至於很少有人認為有必要去尋找談話療法的曆史證據，或者探尋談話療法以及潛意識理論的科學價值。正如布洛伊爾本人1895年所寫的，“似乎再也沒有必要去爭論當前思想是潛意識的還是前意識的了，因為它們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事實”。
接下來，我將總結這種日常經驗的發展曆史，分析從催眠術理論中繼承的雙重意識或者分裂意識的論述與布洛伊爾的病人安娜·O之間的關係，這種催眠術理論由弗朗茨·安東·梅斯梅爾的動物磁力說發展而來。最後，我將適當地闡述和增加修正主義者的一個分支對安娜·O個案的評論。奇怪的是，評論的指向是由19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一場激烈辯論決定的，這場辯論主要集中於沙爾科提出的癔症的生理病因學解釋和貝爾南提出的癔症的心理學解釋之間的對立。之後，我將回顧修正論者對於弗洛伊德使用及濫用布洛伊爾的病人安娜·O案例的批判，這種批判指出了精神分析創始人的道德問題。我的簡短結論是，在修正論者對安娜·O個案進行評判之後，精神分析還剩下什麼。
催眠，雙重意識和“安娜·O”
伴隨著每天，從我心智的兩個側麵，我都在必然地接近那個事實，透過事實的部分發現，我已經注定慘敗：那個人不是一個人，而是兩個人。
——羅伯特·劉易斯·史蒂文森，《化身博士》
眾所周知，對“安娜·O”的談話治療是精神分析的經典案例。在傳統的描述當中，這個故事以一個英雄式的冒險為開端，以弗洛伊德發現潛意識的、帶有性色彩的和不為社會接受的心理過程為終結。這段曆史的大部分顯然是一個神話，因為即使精神分析的虔誠信徒現在也承認。但是隻有極少數人能充分地認識到那個故事是多麼的像神話般離奇，或者即使他們意識到了，也傾向於將這個神話視為我們共享的社會現實的精神著陸點（psychic ground zero），——這被看作是循環論證和精神分析空談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歐內斯特·瓊斯在他的三卷本傑作——《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的第一卷揭示了安娜·O的身份。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得知安娜·O實際上是貝莎·帕本海姆（B.Pappenheim），一個知名的社會工作者和女權主義激進分子。這對於每個人來說無疑都是一件非常令人詫異的事情，因為從布洛伊爾對歇斯底裏的安娜·O的描述中，根本就認不出來她是開拓性的人物帕本海姆。然而，最令人吃驚的是，1972年亨利·埃倫伯格（H.Ellenberger）揭示了布洛伊爾1882年原始案例報告的存在，還有勞普斯（Laupus）醫生寫的短篇補充報告。有了這些文獻作證據，埃倫伯格在心理分析研究領域悄然投下了一枚炸彈，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著名的‘宣泄療法的原型’既不是一種治療也不是一種宣泄”。
很多年以來，各種類型的評論者對帕本海姆的癔症的真實意義問題從未停止過爭論，他們回顧了癔症的病理診斷，從生理機製（例如，結膜炎或者癲癇症）到心理機製（例如，抑鬱或者多重人格）。然而不幸的是，心理分析的研究如此具有典型性，相比之下，修正論者卻鮮有超越埃倫伯格開創的批判性曆史的研究工作。事實上，一些評論者，例如多倫多的心理治療醫師亞當·克拉布特裏（A.Crabtree），他繼續不斷地質疑個案研究的出版，好像埃倫伯格從來沒有發現過原始報告一樣。然而，其他人繼續提供不能使人確信的回顧性的診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過於刻板或者做作，以至於不能夠符合奧卡姆剃刀原理——這一原理是說我們喜歡用最簡單的解釋。
幸運的是這些趨勢中還有例外。哲學家邁克爾·博爾奇-雅各布森（Borch-Jacobsen，M.）在《回憶安娜·O：百年困惑》一書中大膽地提出了對這個案例最有說服力的、最全麵的修正主義的評論。他的“學術性的驚險小說”（該書封底所述）揭開了丹麥的舞台催眠師卡爾·漢森（C.Hansen）於1880年2月在維也納著名的圓形劇場製造的轟動。雖然漢森隻是示範了早一些的磁學家所熟知的普通絕技——例如，誘導性的軀體僵直“人體直板”（human plank）——但是德國和奧地利之旅重新喚起了人們對催眠狀態和催眠現象的興趣。他的表演在媒體上掀起了不小的轟動，並且使包括古斯塔夫·費希納（G.Fechner）、威廉·馮特和莫裏茨·貝內迪克特在內的一些知名科學家也開始關注催眠。在這方麵，使用德語的科學組織開始效仿法國的時尚，它們以查夏爾·裏歇和讓-馬丁·沙爾科的著作為依據，並得到了諸如亨利·伯格森和保羅·瓦萊裏等著名哲學家和文學家的推動。當然，很多關於催眠的辯論也由此產生，對催眠的過度關注賦予了諸如漢森這樣的舞台表演者以合法性，將催眠的神秘性掩蓋在科學和教化的外衣之下。確切地說，是掩蓋在實證主義生理學的外衣之下。
恰恰是在這一背景下，約瑟夫·布洛伊爾開始在他的醫學實踐中更加認真地對待催眠術，因為他對催眠有所了解並且和支持催眠術的一些關鍵人物是朋友，其中包括貝內迪克特和弗朗茨·布倫塔諾。但假如布洛伊爾願意嚐試這些“新的”觀念，帕本海姆本人則隻能會過於興奮而不能在她公開所稱的“私人劇場”裏進行合作。布洛伊爾告訴我們：帕本海姆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21歲婦女，卻常常做白日夢；她沉迷於一種將自己置於輕度催眠狀態下的癖好，法語稱之為“心不在焉”（absence），英語是“走神”（time-missing）、“呆想”（clouds）。盡管她取笑自己的傳統猶太人撫養環境，帕本海姆卻從來不抱怨——顯然是因為她喜愛和尊敬她的父親。按照布洛伊爾的說法，帕本海姆在其私人劇場中的典型的“出神和夢遊狀態”是“她精神生活中的一個持久性因素”，這個因素也注定了她易於罹患癔症。像沙爾科和其他同時代人一樣，布洛伊爾相信“做白日夢時的半催眠朦朧狀態，自我催眠等等”是患癔症的先決條件。因此，似睡狀態往往“起源於白日夢，白日夢甚至在健康人身上也經常發生，而且針線活和其他類似的工作尤其容易使婦女進入這種狀態”。在德國精神病學家保羅·朱利葉·莫比烏斯（P.J.M bius）之後，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也就這個問題闡明了觀點，即“癔症的基礎和必要條件是催眠狀態的存在”。
到1880年末，帕本海姆的私人劇場充滿了癔症的症狀。然而，對於很多批評家來說，這些症狀似乎由三種相關因素交互影響決定：文化期望，醫學期望和病人的表演。需要強調的是，布洛伊爾和帕本海姆都喜歡這個劇場——那是一個屬於專業男女演員的核心劇場——並且都願意認真地接受這裏所教授的課程，這些課程中包括19世紀80年代雅科布·伯奈斯（J.Bernays）在維也納教授的課程，課程內容是，將亞裏士多德學派關於宣泄的觀點進行通俗化。相應地，帕本海姆以亞裏士多德的《詩論》中所描寫的方式悲劇化地表達她的感情：即“伴隨著喚起內心憐憫和恐懼的事情，以此來完成內心對這種情緒的宣泄”。例如，在帕本海姆的同時代人廣泛知曉的一種語言中，她同時患了失語症和健忘症。27作為梅斯梅爾的追隨者，德國的普斯蓋（Puységur）侯爵在18世紀80年代就對此症狀進行了描述，而多年後舞台催眠師漢森進一步挖掘了其戲劇化效果。帕本海姆首先會陷入一種“朦朧狀態”或者情景片段（condition seconde）中，在這種狀態下她隻能講英語，之後她將不記得這種狀態。博爾奇-雅各布森將這些症狀進行了歸類：帕本海姆表現出的“這些症狀，各種特征（難以治療的攣縮，局部麻木，催眠後的健忘症，積極和消極的幻覺，視覺紊亂，失語症等等）像極了漢森的舞台示範中產生的那些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