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源自西方的曆史經驗與理論範式在解釋中國乃至東南亞的現代化過程中所出現的獨特問題時，遭遇到了許多新的挑戰，而有關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定勢思維，也讓很多學者似乎難以理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維持一致與穩定的情況下，其內部所發生的根本性變遷。正是意識到西方現代化理論在東亞所麵臨的種種困境，有學者甚至認為需要通過對中國與東亞經濟史的再研究，實現“重新構築經濟史理論本身”的目標。可以想見，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取得顯著進展的情況下，各種難以在西方曆史經驗中找到的、具有中國自身特色的問題不斷凸顯，要想在中國本土的情境與話語體係中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我們“放寬曆史的視界”，重新回到中國的曆史與傳統之中，在追根溯源的同時對相關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並從中尋求到更接近於中國問題本身的自我解釋與自我超越之道。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無疑應當而且也已經成為當前中國學界與理論界所共同關注的重要課題之一。
基於儒家在中國曆史上長久以來所擁有的獨尊地位與廣泛影響，及其對中國人的文化心理、政治觀念、思維方式等的整體塑造，其所代表的傳統資源對於解決現代中國的問題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如何從儒家傳統中發掘出有效資源，並進而建構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就成為本書關注的核心所在。事實上，當前中國學界有關儒家傳統的研究不斷升溫，再配合中國急於提高自身政治文明程度的迫切需求，有關“儒家式政治文明及其現代轉向”問題的討論逐漸成為焦點。此外，在新的評價標準與知識背景中，學者們提出了以“西儒會通”解構“法道互補”的新路徑，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於儒家傳統與西方文明之間關係的觀感與認知。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與問題關照下，本書對“儒家政治思維傳統及其現代轉化”問題的研究，才得以逐次展開。
一、問題與困境
總體而言，中國傳統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無所不包的概念。“從中國人的觀點看，後現代主義可能被看作是從西方傳入中國的最近的思潮。而從西方的觀點看，中國則常常被看作是後現代主義的來源……對於西方思想來說，中國通常象征著不可把握和巨大。”這就意味著難以對“儒家政治思維及其現代轉化”這一問題本身進行明確的界定，因為有關這一問題的相關內容都經曆了如此漫長的曆史演進，而且曾被無數人所傳承、創新，而每一個不同的時代中，都有著或許完全不同的儒家政治思維傳統。因此，更為有效的方式也許不是對相關問題進行明確界定，而是在提出問題意識的情況下，以它們為線索，引領我們重新回到中國曆史之中，完成對於相關政治思維傳統的描述與探討。
對於受過嚴謹而係統的現代西方學術訓練的中國學者而言，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都是在“中西比較”的視野中展開對儒家政治思維的研究的。由於1840年以後西方的步步緊逼與中國的節節敗退，中國傳統儒家政治資源遭遇到了近乎毀滅性的挑戰與衝擊，逐漸演變成為所謂“斷裂中的傳統”，至少在表層的話語體係中被西方文明所逐漸覆蓋，甚至取代。現代西方學人對於“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的悲觀態度，以及中國學人自身對於“製度化儒家”及其解體的近乎絕望的判斷，都在試圖證明這一狀況。然而，真正的問題是，一旦我們撇開籠罩於近現代這一時空背景中的層層迷霧，繞過中西二元對立這一理論範式中的種種想象，脫離救亡與啟蒙這一目的論傾向下的狂飆突進……最後，我們會看到，儒家政治思維並沒有在上述曆史進程中被徹底掃入曆史的垃圾場，甚至無人再去看上一眼。事實上，儒家政治思維一直貫徹於中西對抗衝突的始終，並在當前的時代格局下，突顯於中國乃至整個東亞的經濟、文化、政治等領域之中。近代以來儒家政治思維所經曆的多舛命運帶來了如下問題：儒家政治思維自1840年以來的處境究竟是“逝而不返”，還是“不絕如縷”？其在當前的世界格局下的艱難複興，究竟是“死而不僵”，還是“一陽來複”？
從“五四”的“打倒孔家店”到新中國成立後的“批林批孔”，幾代國人對於儒家傳統的態度，可謂旗幟鮮明，毫無妥協之可能。然而，正所謂物極必反，隨著東亞經濟奇跡般地崛起以及旅居世界各地的海外新儒家的倡導，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正在以一種新的姿態，受到世人的關注與認可。儒家思想在近代以來經曆了幾次大起大落之後，終於開始出現轉機，成為當代國內外學界關注的一個重心所在。遺憾的是，儒家政治思維傳統卻並沒有出現類似的轉化。無論是基於曆史的考量，還是基於現實的觀照，人們發現，中國政治傳統中所體現出來的專製、獨裁、腐敗、家天下等問題，依然是值得我們予以反思、批判、消除的，而為這一傳統提供了思想與意識形態支撐的儒家政治思維，同樣是需要予以繼續反思、批判、消除的。不過，曆史總是如此地與人類自身的智慧相違背，儒家政治思維並沒有在人們激烈的抨擊中銷聲匿跡，而且對於儒學的激烈抨擊也並沒有帶來人們所期望的有關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反而是進入了更為可怕的瘋狂與不理性。“一部20世紀的中國史，直到最近幾年前，基本上是激進的、反中國傳統的曆史，而反傳統的意圖是為實現中國的進步，中華民族的騰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向傳統發出火力最猛烈的時候，也是我們倒退的步伐邁得最大的時候。”
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這種膠著狀態使得人們難以斷然區分二者之間的關係。無論我們如何嚐試著劃分二者之間的界限，或是試圖去調和二者之間的矛盾與張力，事實是，我們仍然在二者所共同構築的曆史情景中，通過自我的思索去理解傳統，也通過理解傳統來反觀自我。換言之，我們在研究儒家傳統的過程中根本不可能做到所謂的“價值中立”。因此，在相關研究中也將不斷地遇到如下問題：在中國尋求現代化的塵埃尚未落定，而對自我否定的否定已然展開的情況下，我們究竟應當在有關儒家政治思維傳統的研究中保持怎樣的態度？堅持怎樣的立場？此外，我們究竟是應當立足於現在的世界去解讀、權衡以往的傳統，還是用以往的傳統來看待、評價現在的世界？
上述問題的存在，使得我們的研究更深層次地陷入了一種雙重的理論與價值困境之中：
一方麵，如果我們認可1840年以來中國人對於中國政治傳統的徹底批判與無情否定的立場，或許可以獲得深受西方文明啟蒙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認可與賞識，並進而在延續了近一個世紀的“五四”激進風潮中，尋求到自己的位置與歸宿。但是，中國近代以來在“救亡與啟蒙”的雙重壓力之下所激發出來的這種幾代人都認為理所當然的行為，卻無法繼續獲得曾經擁有的正義與確定性。“二十世紀的中國仿佛經曆了一個驚人的輪回，從終點又回到了起點。世紀末的中國知識分子與世紀初的前輩一樣，也在痛苦地思考著同樣的問題，但這一次他們不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充滿自信，而是顯得顧慮重重。”因此，我們不得不開始懷疑：否定傳統的傳統，真的會給我們帶來一個好的傳統嗎？
事實上，伯克在法國大革命的時代就開始揭示這樣一個人類社會演變過程中被當時的人們所忽視的現實：任何一種試圖以激進的、全盤否定傳統尤其是傳統製度的方式消除人世間的災難的做法，隻會帶來更大的災難。而他認為在製度層麵“舊的就是好的”的觀點也一直在引起人們的關注與深思。此外，羅曼·羅蘭夫人對於“以自由之名行惡”的哀歎同樣在強化著“任何一種試圖將人類帶上天堂的做法，最終都將人類帶入了地獄”的觀點。如果說伯克與羅曼·羅蘭夫人在法國大革命時代所發出的如此具有遠見的思想，並沒有在蓬勃發展的西方理性與革命的世界中產生多大的影響的話，那麼，在經曆了西方文明之中我們稱之為“進步”的事情所帶來的種種災難之後，人類對於西方文明的反思，已經變得無可避免。科學的進步、理性的發展、製度的完善、國家的強大等等，這些現代社會中被認為是“進步”的事情，一旦轉入到納粹分子、軍國主義、種族清洗、極權政治等等之中時，我們看到的是更為瘋狂的人間煉獄，而不是所謂的“曆史的終結”。
可見，清末以來“以西方為師”所建構起來的對於中國政治傳統的定性與評判，在當前的格局之下，重新變得撲朔迷離、變動不羈起來。在一個逐漸講求多元文明甚至是“文明的衝突”的時代裏，我們無法回避“西方中心主義”所遭受到的挑戰與質疑；而後現代、女性主義之類對於西方建立在“現代性”與“男性”基礎上所帶來的種種困境的反思與抗爭，無疑給我們提供了更為寬廣的視野與觀念。以西方近現代理性思維作為衡量一切人類文明的做法，無疑掩蓋了人類自身發展的異質性與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