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古典詩歌是我國優秀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幾千年的曆史長河中，古典詩歌猶如燦爛群星，以其獨具的魅力輝耀時空，久傳不衰。而唐詩無疑是這浩瀚星空中一顆璀璨奪目、閃射異彩的超級明星。它照耀著一千多年來的詩壇，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黃金時代。“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政治開明，經濟繁榮，國力鼎盛，中外交流空前頻繁，這就為唐詩的發展培育了肥沃的土壤。“盛唐氣象”是中國曆史發展的特異現象，需要曆史學家、哲學史家和文化史家作出科學的闡釋。而唐人獨具的那種氣勢恢宏的開放意識和渾灝沉雄的審美觀念，對唐詩的繁榮無疑具有特殊的意義。而“安史之亂”後盛極而衰的曆史巨變，更帶給唐代詩人無窮的哲理思考。唐詩的深情幽邈，拗折險怪，跌宕豪雄，風格多樣，與這種深邃而沉重的曆史反思不無關係。唐代曆史現實的錯綜複雜，決定了唐詩的千姿百態，精彩紛呈。結果是詩篇如海，作家如林。僅就清代所編《全唐詩》計，就有作家三千多人，詩篇五萬餘首，不謂絕後，允稱空前。而像李白和杜甫這樣“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真可稱得上是空前絕後的了。
唐詩猶如浩瀚無涯的汪洋大海，若想暢遊其中，自非一般人所能及。若能擇其精華，彙為一編，使一般人能酌一勺而知大海，據一斑而窺全豹，自是切實可行而又功德無量的善舉。而清人孫洙所編。《唐詩三百首》，正是適應了這種曆史的需要和群眾的渴望，可謂應運而生，故能風行海內，流傳久遠。孫洙，字臨西，號蘅塘退士，江蘇無錫人。生於清康熙五十年（1711），卒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當“康乾盛世”。生性穎敏，家貧好學。乾隆十六年（1751）進士及第，曆官大城、盧龍、鄒平知縣，多有政績。後改江寧府教授。著有《蘅塘漫稿》。
《唐詩三百首》是其與繼室徐蘭英合編，書成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書名蓋取“詩三百”之義，共選詩三百十篇，諸體俱備，計五古四十首，七古四十二首，五律八十首，七律五十一首，五絕三十七首，七絕六十首。道光年間，上元女史陳婉俊為之補注，四藤吟社刊刻時，以孫洙隻錄杜甫《詠懷古跡》五首中之二首，未為全豹，則為補全五首，故今行本共收詩三百十三首。該書選詩較精，涵蓋麵廣，很有眼光，所選多為唐詩中膾炙人口的名篇，包括了唐詩各個時期各個流派的代表作。全書共收七十七位作者（包括“西鄙人”和無名氏）的作品。因編者學詩宗杜甫，故選杜甫詩最多，共三十九首，計五古五首，七古九首，五律十首，七律十三首，五絕一首，七絕一首。杜甫各個時期的重要作品都有選錄，從青年時期的《望嶽》，困守長安時期的《兵車行》、《麗人行》，陷賊時的《春望》、《月夜》，流離隴、蜀和夔州時的《佳人》、《蜀相》、《丹青引》、《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詠懷古跡》、《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直到最後漂泊湖湘時的《登嶽陽樓》，都是傳誦千古的名篇，代表了杜詩的最高成就。所選杜甫的交遊詩，更表現出編者的卓識。杜甫一生交遊甚廣，贈別酬答之作多不勝數，而編者著重突出了李白、嚴武、房琯三人。杜甫與李白友情最深，成為文壇佳話，編者選了《夢李白》二首、《天末懷李白》三首。杜甫在生活上倚重嚴武獨多，選了《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杜甫與房琯在政治上休戚相關，疏救房琯為杜甫一生之大節，杜甫的被貶和漂泊流離生涯，與房琯的罷相有著直接關係，所以編者選了《別房太尉墓》。從這些詩中，不僅脈絡清晰地看出杜甫一生的政治遭際，更表現了杜甫偉大的人格。可以說，從所選三十九首杜詩中，我們已能窺見詩人一生的主要經曆和他所達到的登峰造極的藝術成就，我們不能不佩服編選者的政治洞察力和藝術鑒賞力。
選詩多的，其次是李白和王維，都是二十九首。李白選古詩多，占了一半以上，七律隻選一首；王維諸體兼擅，故所選各體都有，且比較均勻，隻五律稍多。賀裳說：“唐無李杜，摩詰便當首推。”（《載酒園詩話又編》）編者突出杜、李、王三人，應該說是符合實際的。選詩超過二十首的，還有李商隱，共計二十四首，而律絕竟占了二十三首。前人評杜甫為盛唐之祖，李商隱為晚唐之冠，商隱工律詩，尤擅七律，編者選了十首，也是有眼光的。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李商隱的《無題》詩，這是義山詩的精華。而沈德潛編《唐詩別裁集》，選李商隱七律多達二十首，《無題》卻一首不選；而孫洙竟選了六首。這在當時，可謂獨具隻眼。選得少的，也較恰當。如岑參共選詩七首，七古就有三首，即《走馬川行》、《輪台歌》、《白雪歌》，應該說，這三首七古最能代表岑參邊塞詩的風格特點，曆代選本和文學史都是必選必講的。而七絕《逢入京使》，也是岑參絕句中寫得最好的。有的作者隻存一首詩，而編者亦予選錄。如金昌緒的《春怨》，確是千古傳誦的好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