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任正非不會寫《我在華為的日子裏》
我聽到最有趣的談論華為的情形，是在從深圳機場開往我家的出租車上，那個司機得意洋洋地對我說，“你知道華為為什麼牛嗎？”我說不知道，“那你想想為什麼高速路上有一個華為出口？你知道梅觀高速有個華為出口吧？”“知道。那有什麼關係？”“當然有關係，你道隨便一個私人企業就能在高速搞個出口？你聽說過華為的老板應正飛吧，人家是……”
到下車時我也沒從他嘴裏撈到華為為什麼那麼牛的所以然，我開心地和司機說了再見。有一陣子我老在不同場合聽別人很知情似的談華為，每一次都很開心，我喜歡人人都談論華為。我喜歡人人胡謅海侃華為，越離奇，我心中越有譜。
我在華為工作十餘年，除了見識過一個讓人耳目一新的新型企業家之外，無所收獲，說起來也慚愧。離開這個被不少人譽為中國最好的公司之前，我產生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願望：寫一本關於華為的書。
華為現在搞得很有名似的，同學、朋友、親戚、老鄉，幾乎人人都知道它，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當他們向我問起華為，我總是說華為很好，它的老板很厲害，如此等等。辭職後，當我拿出白紙，準備擬一個寫作提綱，不禁陷入沉思：當人人談論華為的時候，我們還有什麼好說的，我們該談論些什麼？
越有名、知道的人越多的事物，談起來越難。必須挖空心思講點八卦、奇聞異事，才會博得一點掌聲。這不會是我的方式。
我所知道的對一家赫赫有名的大公司進行研究並取得卓越成就的，是偉大的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他曾經受邀到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做了兩年研究，完全按他自己的思路去研究，去看他想看的資料，訪談他想訪談的人，寫他想寫的內容。德魯克根據他在通用汽車公司的觀察、思考所得，出版了一本名叫《公司的概念》的書。這本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它的觀點完全不被通用汽車曆史上最偉大的經理人阿爾弗雷德·斯隆所接受，雖然正是他讓德魯克隨心所欲地在他的公司做研究。據說，這書後來長期在通用汽車公司遭到排斥、抵製。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通用汽車公司陷入絕境，這個現代企業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巨型公司，終於褪盡了最後一點偉大、傳奇的色彩，進入破產保護程序，改組再造，讓人唏噓不已。德魯克沒有看到通用汽車的這一幕，然而他肯定知道它走到這一步的原因。在他去世前一年回答記者“如果有機會重來一回，最希望做什麼一直沒有機會做的事”問題的時候，這個被尊為現代管理學之父的老人說，“我本來可以多寫幾本書，如果寫出來，會比我已經寫的要好得多。我最好的一部著作本應該是《管理無知》（ManagingIgnorance），可惜我一直沒有寫。”無知與傲慢，正是我們在絕大部分倒下去的企業和企業家身上所看到的共性。
在華為的經曆，則讓我體會到了另一種更普遍的“無知”：即我們頭腦中對企業和企業家的了解，幾乎全是由誤解、誤讀、偏見、先入為主積累而成，我們對於真正的企業家所知真的是甚少。因此，自從有了寫作關於華為的書的想法後，我就把上學期間買的《公司的概念》從塵封的書櫃中取出來，拂去上麵的灰塵——倒不是為了仔仔細細地去重讀，而是把它放在案頭，以激勵、提醒自己好好地寫，一不要輕易浪費華為公司諸多層麵寶貴的經驗素材，二不要按似乎約定俗成的關於企業和企業家的“常識”去理解企業和企業家。
那時候，我有個直覺，認為華為公司的成功經驗和華為老板任正非的經營之道，值得、足夠寫出一本管理經典。經過一番思索，我覺得寫華為要寫成經典有三種現成的可供借鑒的完美方式。德魯克的《公司的概念》自然是首選的借鑒對象，我願意說這是專家作為旁觀者對公司進行學術研究的方式，以它為榜樣，可以從華為公司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公司的定義這個角度去寫，書名可以定為《中國公司的概念》。這個角度，學術價值大，應該說很值得一寫。
第二個可以借鑒的，是湯姆·彼得斯的《追求卓越》。《追求卓越》是20世紀80年代風靡全球的企業管理經典之作，曾在美國商界、企業界乃至一般民眾中，產生了巨大反響。“人們為其深邃的洞察力和獨特的見解而折服。傳統企業家甚至對他產生驚恐之感，說他是現代企業管理的一場‘噩夢’。當然，更多的人開始接受並實踐他的觀點，在企業界發起了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受此啟發，我不免去想：中國經過多年的快速發展，似乎到了一個轉折點，因此一場翻天覆地似的企業革命，對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經濟和商界來說，恰似一場及時雨。如果我能夠通過分析華為成功的案例，總結出成功高科技企業的八大經驗、十大要點，為中國企業樹立一個“創新”的標杆形象，確實也是很好的角度。在《追求卓越》一書中，“湯姆·彼得斯和合作者對當時經營良好的43家美國公司進行了深入的實證研究，從中總結出了幾條最佳管理實踐，書出來後非常受歡迎，是第一本成為暢銷書的管理學著作。”從出版的角度看，借鑒這本書應該是不錯的，書名可以叫《中國人也追求卓越》，當然為了更顯本土化，用《華為為什麼牛》也行。隻是有一個問題讓我感覺稍微不爽：書中所例舉的很多所謂優秀公司包括華裔企業家創辦的王安電腦公司，在書出版後沒幾年，就衰敗了，而進入九十年代以後，計算機產業發生突飛猛進的增長，同時網絡革命爆發，在商界叱吒風雲的完全是另一類型的企業，它們的出現幾乎視《追求卓越》為無物，讓書中所總結的美國公司成功的經驗一下子就顯得格外具有諷刺性。湯姆·彼得斯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其後所出版的書中，幾乎完全否定《追求卓越》的觀點甚至研究方法，轉而提倡激進的具破壞力的管理風格，在語言上也多采用格言警句式的表達。
雖然《追求卓越》一書挑選的代表性企業很多走向了衰敗、風光不再，讓我借鑒這本書的願望，打了折扣。但仔細想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企業在全球和美國市場咄咄逼人的態勢，幾乎令美國企業界對自己的競爭力和管理水平失去了信心，隻能看著日本企業在本該屬於自己的市場攻城掠地、長驅直入而束手無策。《追求卓越》橫空出世，道出了美國企業最優秀的代表的管理精髓，原來一點不輸於日本企業，讓美國企業界和普通大眾的信心大增，很快，一進入九十年代，美國企業就扭轉了頹勢，而日本企業反而陷入了泥沼。別的不說，起碼《追求卓越》成了“美國企業很有競爭力”的宣言，哪怕隻起這個作用，也是功德無量。難道我們中國企業界不也是需要知道我們也有卓越如華為這樣的公司嗎？
第三種創造經典的方式，是締造了通用汽車傳奇、二十世紀享有盛名的企業家阿爾弗雷德·斯隆的方式，這是一種自傳式寫作，他的書名叫做《我在通用汽車的歲月》。他之所以寫這本書，很可能是為了抵消、回擊他所不喜歡的德魯克那本《公司的概念》一書的觀念。《我在通用汽車的歲月》也是管理學名著，其價值和地位，與通用汽車這個美國最具代表性企業之一、斯隆這個美國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理人之一的地位，是相稱的。人、書、公司，多麼完美的三位一體，是否每一位偉大的企業家，都需要、配得上這樣一個三位一體，我們不得而知，我們隻是想當然地以為，關於企業管理的書，這種由企業最高當事人以自傳的方式寫作，很可能是最好的，最真切、最能揭示企業發展之圭臬的，也是最有賣點和說服力的。如果華為的創始人去寫一本類似的自傳如《我在華為的日子裏》，可以想見，這樣一本書如果真出現在書店，會有多轟動、多暢銷。
用以上三種方式去寫華為，不管是史料價值還是實踐借鑒意義，應該都是中國企業界所需的。不過對我來說，首先要排除自傳這個方式——從心裏講，我倒是最向往、認可自傳性寫作，可惜我在華為一無所獲，自傳不出什麼名堂，何況還不是老板——這種方式的作者隻能是任正非。據我推測，去寫自傳對低調的任正非來說，是不可能的——想來這也是一個莫名其妙、站不住腳的原因，或許隻是我們這些自以為有點了解任正非的人的臆測？
任正非不寫自傳，意味著華為發展的終極秘密將得不到第一手的揭示，是有點可惜。而且也讓那種標榜客觀性的寫作，失去了終極校準，因為任何號稱對華為的客觀描述都不及任正非自己直陳華為發展過程中的所思所為來的準確、深刻。不過這也提醒我，應盡量從任正非的角度去寫華為，而不是從華為的角度去寫華為。
不管怎樣，我能借鑒的隻是旁觀者寫企業的方式——《公司的概念》的方式和《追求卓越》的方式，當然也可以嚐試將這兩種方式結合起來。從我的主觀能動性來講，寫作華為這本書，希望告訴中國企業界，中國也有了卓越的公司，中國公司的概念到了重新定義的時候，以及更關鍵的——中國本土也能滋生偉大的企業家，他的所作所為事實上向中國企業界、中國企業家或創業者傳達了一個福音，即通過自身的持續努力，中國企業有可能屹立在世界企業之林。
2.寫華為的難度
企業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弄潮兒。然而，對於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的我國，企業家作為一個社會角色，隻能說僅處於早期發展階段，企業家的內涵、價值和對中國社會的意義，總體上還很薄弱，尚有待進一步深化、演化。我認為，中國企業界一定要有一場“哥白尼似的革命”，才能夠真正使企業家成為有尊嚴、有內涵、有境界可求、對社會進步和創新有牽引效應的職業——當前，企業家雖多，但這種“四有”企業家並不多見。任正非無疑是其中一個，我們的幸運是恰巧我們認識他、與他同過事。僅此而已。
抱著一連串類似的斷言，以及一個自己設定的寫作要求——不管這本書寫什麼、如何寫，自己應是第一個被它打動的人，一旦自己寫華為，絕不敷衍了事，絕不違心、討好，絕不人雲亦雲——我啟動了寫作。很快我發現，要把這件事做好，真的非常難，我寫得非常慢，比蝸牛還慢，自辭職至今已近五年，而書仍在摸索中。
難不在於拚湊，不在於華為素材的表麵堆砌。網上關於華為的看法和傳言、任正非的傳說很多，華為每年的銷售數據等資料和任正非的講話、文章的數量也不少，隻要願意，完全可以從中整理出不少內容出來。甚至僅僅去剪剪貼貼，隨隨便便就可以弄出好幾本任正非的“語錄”出來。不能否認，剪刀加漿糊法也是一種寫書的方式。第一期和第二期的《華為人》，我們就是這樣“製作”出來的。但對我來說，這樣由剪刀加漿糊弄成的讀物隻能是隔靴搔癢，於己於人無所補益，因為這樣做，事實上自己的想法和觀點還是未能得到表達。不寫自己的想法和觀點，談何寫作？因此開始的時候，我將主要精力用在考量素材的處理上。經過不斷的嚐試、琢磨，我發現，剪刀加漿糊對認識華為絲毫沒有用，這很容易成為任正非資料的編輯者——這事我在華為已經做過，我不會再去做一遍。我覺得對華為的素材必須像揉麵一樣，翻過來扭過去，再捶、揉、捏……才能使之成為真正的、有勁道的創作原材料。這個過程本身不像想象的那麼容易，其難度不亞於寫作本身。因此如何處理華為的素材，成了我寫書第一層次的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