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失敗後，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在文化思想上發動了一係列猖狂進攻，奴化思想和複古思潮形成一股強大的逆流，尊孔尚孟成風，讀經聲浪高漲，什麼“孔道會”、“尊孔會”等團體，如毒草叢生。曾經提倡改良主義的康有為，儼然以當代孔子自居。曾經介紹西方文化的嚴複，也投入這股複古思潮的逆流，推波助瀾，成了恢複帝製的倡導者。封建餘孽們企圖以這些叫囂，來消除辛亥革命的思想影響，麻痹人民的鬥誌，鞏固反動統治。
就在這時，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針鋒相對，發動了一場旨在反對封建複古文化和封建專製政治的鬥爭。這就是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標誌，是《新青年》雜誌的創刊。當時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激進民主主義者，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和反封建的要求，以《新青年》為陣地，高舉民主主義的大旗，向封建主義發動了猛烈的進攻。它原名《青年》，1915年9月創刊於上海，一年後才改稱《新青年》，主編為陳獨秀。
陳獨秀是安徽懷寧人，出身書香門第，從小受到嚴格的教育，熟讀四書五經。17歲時，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清朝的秀才。前來祝賀的親友鄉鄰，幾乎把他家門檻都給踏破了，認為這是莫大的光榮。可陳獨秀卻恨透了這種選拔人才的製度。1897年，他憤然離開了束縛多年的腐儒式生活，到浙江求是書院攻讀新學。後來，參加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到日本。1915年回國後，他已經是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了。
1916年12月，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治校方針，對北大實行整頓和改革。
1917年1月，聲望日高的陳獨秀受聘為北大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也隨同遷往北京。在此前後，到北大文科任教的，還有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人，他們都是《新青年》雜誌的主要撰稿人。經過蔡元培的大力支持和陳獨秀的精心編輯，這份刊物很快便和文科教學結合起來，形成了一個以《新青年》
和北大文科為中心的戰鬥堡壘，並以此為陣地，向封建主義的思想、文化、政治發動了猛烈的進攻。
早期的新文化運動，主要是提倡民主與科學。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回到上海。翌年，他在《新青年》（當時名《青年》）創刊號上發表了《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了“自主而非奴隸的”、“進取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等六點希望，要求青年排除腐朽的東西，自覺奮鬥。這便是新文化運動第一篇綱領性文章。這六點希望，後來被概括為“民主”與“科學”兩個響亮的口號。
具體地說，當時提倡的民主，就是要實行資產階級政治，像法國那樣，反對君主專製和軍閥獨裁，反對為專製獨裁政治服務的封建倫理道德。1916年2月，陳獨秀在《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中指出：中國欲求生存，必須拋棄官僚的專製的個人政治，實行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李大釗也著文大聲疾呼：“君與民不兩立，自由與專製不並存”，“君主生則國民死，專製活則自由亡”。
當時提倡的科學，就是指自然科學和看待客觀事物的觀點，即：要用科學來說明真理，看什麼事情都要依照科學的法則；反對迷信，反對盲從武斷，樹立起積極、進取和科學的精神。隨著運動的開展，“科學”這個口號獲得了更為廣泛的意義。陳獨秀認為：振興科學，其功不在人權之下，二者就好像一輛車子的兩個輪盤，少了一個，就沒法運轉，所以提倡民主，就必須同時提倡科學。《新青年》刊載了許多運用近代自然科學知識來駁斥所謂“靈學”、論證鬼神為無稽之談的文章，介紹西方唯物主義哲學思想，有力地配合了提倡民主、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
政治上的反對君主製度與思想上的反對封建禮教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所以新文化運動的鬥爭鋒芒一開始便集中指向了以維護專製製度為基本內容的孔子學說。從此，“打倒孔家店”、“歡迎德先生、賽先生”（“民主”的英文譯音是“德謨克拉西”，“科學”的英文譯音是“賽因斯”）的口號，很快響徹了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