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村注意到了中國人對戰爭的理解和對待，他承認道，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是汙點，其侵略汙點，確實應該反省。可是，他又聲稱，日本製定的“解放東亞之大目標，從人道及人類進步的角度來看，是光明正大的”。
總之，這段不如意的時期，岡村的觀點和牢騷百變多樣。
日複一日過著衣食無保的艱難生活，岡村憤懣滿懷，愁苦不堪。每天的早飯就是稀粥，午飯是幾片麵包或幾塊山芋，晚飯通常是一碗蓋澆飯。幾年前他在南京金銀街4號時知惠就吃著這樣的飯，現在他也吃著這樣的飯了。他那被國民黨當局滋養得嬌貴的腸肚，頗不適應。
由於日漸破落，當岡村看到許多昔日將領都紛紛遷往台灣，投奔蔣介石後，他也到台灣去討生活了。
蔣介石敗退台灣後，為“重整河山”，大規模網羅“各類人才”。於是，1950年之後，在日本與台灣之間，就形成了一條蜿蜒的遷徙流。在波浪湧動的海麵上，在各種各樣的運送香蕉的船隻上，到處擠著攜家帶口、拎籠扛箱的日本前將領。
岡村因與國民黨當局有過一段說不清的過往，所以，比其他人享有優先權，被聘請為台北“革命實踐研究院”的高級軍事教官，並兼任顧問一職。每次到台灣講學或訪問，都受到何應欽、湯恩伯等人的熱情接待。
為了回報“無罪釋放”的恩情，岡村介紹、組織了上百位昔日部下，前往台灣，幫助國民黨操練軍隊。這些部下在日本餓得眼冒金星，這下得到了“金飯碗”，便格外地賣命。其中有一些還是離開戰場就不能好好生活的職業軍人，他們在戰後一直在苦尋戰場，久尋不到，現在恰好有了重操舊業的機會，豈不欣喜若狂？遂凶相畢露，狠命地操練國民黨軍隊。經過他們的訓練，國民黨第32師，成為20世紀50年代台灣第一流的部隊。
在對比了日本政府的“過河拆橋”後，岡村愈加不忘國民黨的“情義”了。夫
有一次，何應欽赴日活動，不知是不是因為他以私人的名義到訪，因而沒有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視，總之遭遇到了極大的冷淡和簡慢。岡村知悉後，大怒，大慟，再次指責日本政府忘恩負義。他把老部下都召集過來，自己給何應欽舉行了歡迎儀式。在致歡迎詞時，想到日本政府的“絕情”，他過於激動，突然忍不住哽咽，終於痛哭起來。何應欽一旁坐著，也是淚眼模糊。
對於湯恩伯的“恩德”，岡村也是沒有忘記。他說：“我和湯作為軍司令官曾有4次對戰的機緣，戰後相見，宛如故交，十分親密。”
戰後，湯恩伯曾3次去日本，每次下了飛機，都去參拜明治神宮。1954年，湯恩伯因患嚴重的胃潰瘍，專門到日本東京慶應醫院治病，按照岡村的說法，“手術結果良好，但在恢複期，突然死去，原因不明，甚為遺憾”。70歲的岡村，拖著即將腐朽的老邁之軀，一馬當先，衝到喪葬隊伍的最前沿去，擔任治喪委員會的副委員長，為湯恩伯的身後事不惜付出全力。7年後，岡村還到台北西郊的小山上，拜謁了湯恩伯之墓。
在熬過了10年陰晴不定的政治環境後，日本國內出現了軍國主義思潮的回升。岡村作為法西斯主義代表再度被推舉了出來，經濟待遇提升了，新居也分配了，每天的工作，幾乎就是宣揚他的罪惡史。他已經75歲了，仍然躥上躥下，胡言亂行。得意忘形時，經常去拜望那些曾經使他逃脫罪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