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岡村任日軍第2師團長。為割裂中國軍與民的聯係，他製造了“集團部落”，強迫百姓遷入指定的窩棚和地窖中，集中生活。無論進出，都需檢查，掛號、登記。因耕種也要在指定的小片區域進行，所以，連充饑的草根都成了稀罕物，在狂風呼號的冬天，亦無禦寒衣物。到1938年，岡村發明的“集團部落”，也就是集中營，已有近1.3萬個，它們分布在東北的平原地帶，其布局遵照了三角戰的法則。小部落中，居住30～50戶人家，大部落中，生活著100戶左右的人家。無論大小部落，距離都很恒定，徒步2個小時都能到達。部落周圍築有土牆，有的高3米，厚1米。土牆外，還挖有深壕。部落隻有一個門，在炮樓的監視下，要想逃出，幾若升天。
1942年，已晉升為陸軍大將的岡村，任華北方麵軍司令官，指揮日軍進行了75次掃蕩。僅冀中平原，就在他采取的多梯隊、多層次、大縱深的“拉網”搜索下，有大約6.6萬軍民被殺、被抓，“無村不戴孝，到處是狼煙”，屍骨如山，哀鴻遍野。岡村還把200多名日軍官兵化裝成八路軍，攜帶八路軍重要領導人的照片、簡曆，揣著幹糧，披著雨衣，白天隱蔽，夜裏出動，策應日軍大部隊合圍八路軍根據地，導致八路軍副參謀長、中國著名遊擊戰術創始人之一左權，在突圍時犧牲……
這些滅絕人性、殺人盈城的行徑，罪不容誅，可是，卻都被國民黨當局蓄意掩蓋了。
石美瑜和王家媚等人因為掌握不到證據，隻好抓住岡村指揮“1號作戰”時其屬下有8個指揮官被判刑一事，把8個人的罪行加在了岡村身上，以連帶罪起訴他，頗顯軟弱無力。
起訴書讀完後，法庭開始訊問岡村和證人。按照通例，岡村應該站在圍欄內回答提問，可是，國民黨當局竟然為這個萬死不能抵其罪的惡人，特別準備了一把大扶手椅，當審訊中的提問與他無直接關係時，他就可以坐在扶手椅上，舒服地看著證人們發言。如此周到體貼的照顧，岡村也感到意外，他後來說，他對此“感激莫名”。
不知道是不是覺得有了穩固的靠山，岡村忽地輕浮傲慢起來了。當法庭又向他提問時，他竟然是一副悠然的神態了，毫不在意，隨隨便便，略有些愛搭不理的樣子。
旁聽席上，有憤慨者的聲音傳了出來，一時，整個旁聽席都發出了不滿的聲音。岡村見勢，方才收斂了一些。
中午時，岡村吃了一頓豐盛的中餐，之後，又喝水養神。休息了3小時後，在下午3點時，方被通知上庭去。
為岡村辯護的律師江一平等3人，避重就輕地繼續為岡村打掩護。說岡村不僅自己“潔身自好”，而且，在華北任方麵軍司令官時，還給農戶提供棉衣：由於日本政府要求中國人不種棉花，改種小麥，以支持日軍所需，岡村特別要求從日本運來棉衣，分給中國農民禦寒。在得知中國奸商以黑市價格出售棉衣，而沒有發給農民後，斷然下令逮捕了涉案的850人。
檢察官王家媚聽了，便舉出了岡村的有罪論證，結果，江一平等人與王家媚激烈地辯論起來。
法庭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出現了緊張氣息。或許岡村已經被國民黨當局“嬌慣”習慣了，還有點兒不適應反對的聲音，所以，也略為張皇。
正在難分難解，庭長石美瑜接到了南京政府打來的電話，通知他暫緩判決。石美瑜莫名其妙，但也隻能接受指示。晚上6點30分，他宣布：“今天隻審不判，到此休庭。”
全場疑惑不解，岡村也呆愣了片刻，以為出了什麼意外。7點20分，他被送回了監獄。
上海這邊陷入了一片沉悶中，南京那邊卻正爭執得熱鬧。國民黨內部正在討論如何處置岡村，文武官員意見截然不同。依照常理，昔日與岡村交戰的武官們，如何應欽、陳誠、湯恩伯等人，應該主張嚴肅公正地處理岡村，與岡村並無實質性接觸的文官們，如外交部等部分的官員，應該主張還岡村以自由，可是，恰恰相反，那些被岡村打得屁滾尿流的軍事領導人，竟一致為岡村開脫，爭得滿臉通紅，聲嘶力竭，好像在平反一樁冤案。
何應欽和湯恩伯兩人不僅為岡村開脫，還要求無罪釋放他，其他人建議判個15～20年，於情於理有個說法。石美瑜被告知情況後，也認為至少應該判7年，但最終，還是臉紅脖子粗的兩位武官占了上風。湯恩伯為此還特地跑到蔣介石跟前，聲情並茂地力陳了岡村的移交和撰文之功，蔣介石原本猶豫不定，這下便鐵了心。
石美瑜又失望，又擔心被世人唾罵，遂決定辭去庭長一職。但愣是不被允許。好不容易逮著他這麼個替罪的羔羊，誰都不肯撒手，死死地把他按在庭長的位置上。
轉眼到了11月份，對國民黨當局的心思有所了解的岡村，得寸進尺，以病體纏綿為由，要求監外就醫。國防部毫不遲疑地批複了兩個字：同意。
27日，岡村離開了監獄。
他沒有去醫院治療，而是依舊回到了黃渡路那個隱蔽而清靜的院落裏去了。
由於此行極為保密，一路上又有便衣嚴密地偽裝、保護，所以，外界不知內情，以為岡村還在大牢裏蹲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