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與幾案，是不同的家具。“幾是古代人們坐時依憑的家具，案是古時人們進食和讀書、寫字時使用的家具。人們常把幾案相提並論，是因為幾和案在形式上難以劃出它們截然不同的界限來。幾與案的形製差別不大，隻是幾的長寬之比略大些。”案“因用途之不同，分為食案與書案兩種。食案是送食物的托盤，木製塗漆，長方形的有四個矮足，圓形的三個矮足。可置於席上或床上，用時陳設，用畢即撤去。書案是用於讀書和辦公的長條形矮桌，其兩端寬足向內彎成弧形”。《唐語林》卷二《文學》：“有小案置禦床上，有書兩卷。”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十五：“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半寸，葛巾策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床，責曰：‘遽不存主客禮乎？’複升案窺書，詬詈不已，因覆硯於書上。”“乃登床”、“複升案”，可見“案”在“床”上。回頭再看“幾案”說的例證，“床”都不可釋為“幾案”：
其一，如前所述，唐代的“床”是朝會、辦公、宴飲乃至睡眠無不使用的坐臥具。杜甫詩“風床展書卷”（《水閣朝霽奉簡嚴雲安》）、“散亂床上書”（《溪漲》）、王建《宮詞》“江硯宣毫各別床”，“床”上置放了書卷或筆硯。然而“床”上有枕席、可臥眠：“風床席自翻”（白居易《張常侍相訪》）、“床上無氈臥”（王維《胡居士臥病遺米因贈》）、“別床鋪枕席”（元稹《代九九》）。不能因為“床”上置放了書卷、筆硯，就取消了它的臥眠功能，彼“床”仍是此“床”。
其二，唐韓琬《禦史台記·彭先覺》：
唐彭先覺叔祖博通膂力絕倫。嚐於長安與壯士魏弘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臥，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床腳盡折，而枕不動。觀者逾主人垣牆，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嚐與家君同飲，會瞑，獨持兩床降階，就月於庭。酒俎之類，略無傾泄矣。
彭祖博通“臥”而有“枕”的“床”，就是下文“獨持兩床降階”的“床”。否定這一點，就違背了語言的社會性。況且把後者釋為“擺放日常餐飲的用具”即食案，那麼彭博通的力氣比“舉案齊眉”的梁鴻妻子孟光大不了多少，壓根兒談不上“膂力絕倫”。“膂力絕倫”的彭博通可以“獨持兩床降階”，而常人充其量雙手僅可舉一床，《太平廣記》卷一二五《唐紹》：“犬周章卻伏床下……遂舉床，以剪刀刺犬。”《資治通鑒》卷一六六：“（齊文宣）帝欲太後笑，自匍匐以身舉床，墜太後於地，頗有所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