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944年9月2日出生於浙江上虞（今屬紹興市）一個鄉村的貧農家庭。故鄉名曰“譚村”，北靠杭州灣，南臨曹娥江。魯迅母親的出生地“魯迅鎮”，與我的故鄉僅為一江之隔，相距不過5公裏。我的出身，按過去的說法可謂“苦大仇深，根正苗紅”，三代貧農，家境窮苦。父親主要是務農，兼作石匠手藝，農閑時修橋鋪路做石墳。父親早年被抓過兩次“壯丁”，陣前沒放過一槍卻被流彈打掉半個手指，死裏逃生，40歲上才結婚生下我一個兒子。母親也是農家婦，中年喪夫，帶著三個子女與我父親成的家。因為貧窮，我同母的兩位姐姐，一位貧病而夭，一位被母親忍痛丟棄於路邊涼亭中（後被人收養，今健在）。我的父親勤勞正直、樂善好施，但喜煙好酒，不會治家。我在5歲上，家庭分裂，母親去給人幫傭，同母的哥哥去給人放牛，後來到杭州絲廠當了學徒（今健在）。我離開母親隨父生活，先後被父親寄養在七八個同樣貧苦的親友家中，並不時隨父為生計而東奔西走，因之自幼備嚐人世艱辛、寄人籬下和失卻母愛嗬護之苦。
1952年我9歲時才上了小學，一所村校、一個教師、三個年級，啟蒙老師羅祖英因出身不好、家庭變故而棄學從教，但他的學識和為人卻成為我道德的楷模，使我這個祖輩沒有文化的農家孩子第一次受到了文明的教養。4～6年級去一裏外的中心小學（瀝東三小）就讀，也是複式班，隻是多了幾位課任教師。有位語文老師桑金堯，十分賞識我的作文，在五、六年級的語文課上朗讀了我的一篇習作《遠足》（即春遊），使我大受鼓舞，從此喜歡讀文學作品，但苦於在鄉間難以找到書讀，隻有到開蒙老師家中借些舊報刊來看。
1958年，我被免試保送進入“大躍進”中新辦的一所農村初中（上虞十中），隻有兩間教室一間辦公室加三位教師。開學時連課桌椅也沒有，隻有讓鎮中同學自帶；或者在墳堆邊上課。那時勞動多，卻也學到了數、理、化。三位教師都很敬業愛生，師德、學識均屬上乘。初中使我從少不更事到初涉人世，朦朧覺得應該怎樣做人。1961年，我被免試保送進入離家60裏外的、我所十分仰慕的江南名校——春暉中學，有幸獲得一批名師教誨，奠定了我道德和文章的基礎。
1964年，我被“推薦加高考”，進入華東師大中文係。才讀了兩年書，“文革”風暴驟起。我的出身、經曆和當時的“學生黨員”“學生幹部”身份，決定了必然處於“保守派”的地位。我是中文係“老保”的重要頭目之一，據說造反派從校黨委有關材料中發現我被列入了“接班人”名單，我便被認定為“修正主義的苗子”，遭受到前所未遇的政治壓力。好在我“出身好”，人緣也還好，雖然受過一些批判，並未受到什麼大衝擊。然而，滿腔政治熱情卻一落千丈。此後許多年，我隻覺得整個世界的麵貌變了形，社會和人生的前途一片迷茫。1970年夏，我懷著驟然喪父之痛，告別混沌的校園和故鄉的山水，沿浙贛線進入江西的紅土地。
在永新縣埠前一個炮團部隊營地（名曰“小屋嶺”）的一年“鍛煉”，除了勞動就是“活學活用”領袖著作。作為學生連的三個黨員之一，我被任命為“六班長”，帶八位“戰士”負責種菜以解決連隊吃菜問題。我的勞動和學習表現受到好評，一年後組織上決定把我分配在部隊，去吉安師部當政治幹事，連級幹部待遇。我當時喜出望外。不料林彪事件發生，軍委下文不留大學生。“文革”後期黨政機關已開始要幹部，結果把我分配至省革委會政治部教育組。從此開始了我的工作生涯，一幹就是30多年。
回首以往人生歲月，有幾點是值得一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