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宣傳大寨的是地方報紙，如《晉中報》和《山西日報》。1963年8月，大寨開始在《人民日報》上露麵，1964年以後對大寨的報道迅速多了起來。到1978年年中，全國從中央到各省、各地、各縣的新聞傳媒裏，有關大寨的宣傳便成了傾盆大雨。有人作過估算，僅新華社對於大寨的報道，不算大寨公社和昔陽縣的報道，一年不會少於3萬字，加上大寨公社和昔陽縣的報道，那就翻一番也打不住，這些報道一般肯定都要上《人民日報》。其他如《山西日報》、山西人民廣播電台、《晉中報》有關大寨的報道量更大。單隻這幾大媒體加起來，每年關於大寨的報道就不會低於10萬字。把15年學大寨運動期間的報道加在一起，數量之大是驚人的。
為了搞好對大寨的報道，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山西日報》、山西人民廣播電台、《晉中報》都在大寨建了長駐記者組。新華社還安裝了固定的新聞照片傳真機，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也在那裏駐著攝影師，後來隨著電視新聞的發展，電視記者也到了大寨。
記者在大寨，不能參加大寨的社員大會，更不能參加支部大會或支委會，也不能不經大寨黨支部的批準找社員進行單獨采訪。其實如果不是黨支部同意了，即使有個別記者找到了某個村民，也不可能了解到什麼真實情況，因為那個人第一句就要問這個記者：“你經過支部同意了嗎？”或者說：“你還是去找支部吧！”
記者采訪要走正式渠道，辦理正規手續。這就是要通過大寨接待站向大寨黨支部遞交采訪計劃，然後等待統一的安排。但等待統一安排並不是個輕鬆的事，你得有充分的耐心。
曾經長期從事大寨新聞采訪工作的新華社記者馮東書回憶過他在大寨的一段經曆。他說，1968年初他開始正式長駐大寨從事新聞采訪。他去後，先向大寨接待站的負責人說明來意，遞交了“國書”，這是記者們對遞交采訪計劃的戲稱，對方讓他等著。等了兩天，沒有任何消息，又不敢到村裏去隨便找人談。因為這是紀律，沒有經過大寨黨支部，不能進村亂找人采訪。他也不敢去冒這個險，因為那時處處講階級鬥爭，社員額頭上也沒寫他們是什麼階級的人，沒寫他們是思想先進還是思想落後的人，萬一去找了一個地主、富農，找了一個思想落後的人，那可是一個立場問題，是采訪中的階級路線的大問題。
馮東書去的第三天晚上，很巧，大寨黨支部副書記梁便良到接待站來了。馮便湊上去，自我介紹，表示要進行采訪。梁說：“你先熟悉熟悉材料吧。”一句多餘的話都沒有，講得很嚴肅，臉上沒有一絲笑容。馮隻好繼續熟悉已有的材料。又過了一星期，馮想，不能采訪，幹脆去和社員一起勞動好了，那也能了解許多情況。有一天，梁便良又來了大寨接待站，馮又湊上去，說：“一下采訪不了，我去參加勞動吧。”梁聽了，還是隻有一句話：“你還是先熟悉熟悉材料吧。”臉上還是沒有一絲笑容。就這樣半個月過去了，馮連大寨的門還沒有摸著。
4.神秘化、絕對化、公式化
在“文化大革命”的開始階段，動亂主要集中在城市，集中在上層建築和領導機關，加上中共中央專門作出規定，製定了一係列穩定農村生產秩序的政策措施，也由於各級黨委和政府堅持把發展農業放在重要位置，加強領導，廣大農村基層幹部、農民群眾仍堅守崗位，搞好農業生產，使1966年全國農業總產值達到640.9億元，比1965年增長8.7%；全國糧食總產量達21400萬噸，比1965年增長10%；棉花總產量達233. 7萬噸，比1965年增長11.4%。其他如生豬存欄數、水產品總產量、植樹造林麵積等都比1965年有不同程度的增長。
但是，從1966年底開始，“文化大革命”越來越深刻地影響到了農村工作和農業生產領域，由於“左”傾錯誤在農業戰線的泛濫與農業學大寨運動的急劇向“左”轉，在農村開始激烈地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推行一整套“左”傾錯誤做法，使農業生產出現了下降和停滯的局麵。全國農業總產值1967年為651.3億元，僅比1966年增長1.6%；1968年下降為634.5億元，1969年為641.8億元。全國糧食總產量，1967年為21782萬噸，比1966年略有增產；1968年減為20906萬噸，1969年為21097萬噸，產量較之1968年雖略有回升，但仍低於1966年的水平。全國棉花總產量，1967年和1968年兩年產量徘徊在230多萬噸的水平上，1969年下降為207.9萬噸，比1966年減產11%。其他如林業、水產品、生豬飼養量，1967年至1969年間的生產形勢均較1966年嚴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