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強調這個問題具有十分突出的重大意義。商品經濟的社會是一個物欲橫流的社會，在名利和金錢之外，還有沒有什麼更有價值的東西存在？百年前的今天，嚴複翻譯了《天演論》，它讓中國一代知識分子深感憂慮的是：在這個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世界上，曆五千年文明之久的華夏民族，這個有四萬萬人口的泱泱大國，將麵臨亡國滅種的危機！百年彈指一揮間，先賢們憂慮的危機今日不複存在了，中國已繁衍出13億人口，以至於西方有些人驚恐"黃禍"會重現。而今天站起來了的13億中國人則要自問：我們應尋求何種生命形態？如果說我們的祖先，曾因四大發明而使我們感到自豪的話，那麼我們今天還能為人類文明寶庫提供些什麼呢？僅僅能養活13億人口，恐不足以成為我們驕人的成績！尤其在金錢、權力等物欲日漸流淌的今天，尋求何種生命形態，無論對於每個個體或是整個民族，都將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在耗費資源來維持生存的同時，我們依靠什麼來確立自己的尊嚴？一旦人性的尊嚴喪失，生活的意義又何在？這是在更高一個層麵上，觸及到我們這個人口最多的民族有無存在價值的問題。21世紀的中國人，在經曆了各種戰爭浩劫、意識形態紛爭和文化斷裂之後，忽然感到一種虛妄：百年來的革命和改良，鬧了個天翻地覆，毀滅了多少人和物，但是在文化建設上，我們這個偌大的民族，可以貢獻給人類文明寶庫的又有什麼呢？
必須指出的是，全部以往的曆史可以表明，人類並沒有僅僅因為科學的進步，就能保證自己的生活更美滿、更幸福。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社會和美好的曆史前景，並不僅僅依賴於我們必須是"能人"，還更加有賴於我們必須是"智人"，是真正有智慧的人。知識就是力量，但力量並不意味著美好和幸福，它也可以意味著邪惡和災難，人類掌握核能就是一例。事實上，推動人類曆史前進的，大抵要靠兩種東西，一種是科學思想（思辨理性），一種是人文思想（非思辨理性）。前者是和人類精神文明的麵貌緊密聯係著的，後者則係於人類精神文明的麵貌，但兩者間沒有一條截然的分界線，它們是互為條件、互相製約的一個綜合體。如果說有些文化還算是一種精神消費的話，學術文化就不是了，它在更高的層麵上主要是解決人們的價值觀和信仰問題。在古代，中國人的價值觀和信仰是在讀書之中建立起來的。自小讀孔孟之書的士大夫們，他們的頭腦中建立的是儒家的精神，是"內聖外王"之道。要根除這一價值觀就必須根除他們的文化，所以，觀念和信仰的改變是極其困難的事情。在今天，由新學堂畢業出來的人，讀書越多，文化越高的人，越是對官方宣傳的理論抱懷疑態度。理論與實踐的脫節，信仰與教育的脫節，思想與文化的脫節，成了21世紀中國人的顯著特征。所以，沒有文化的人便沒有了信仰，熱衷於迷信和氣功等，有文化的人更不信意識形態的宣傳，要麼迷戀傳統，要麼倒向西方，莫衷一是。
深圳發展高品位文化，首先要發展學術文化，而發展學術文化，必須從基礎理論抓起。長期以來，深圳隻是將自己看做是一個單純的經濟特區，從而忽略了學術文化的發展。無論是大學還是社會科學院，學術文化中基礎學科的建設一直不受重視，人文學科少之又少。深圳沒有一家專門從事曆史研究的機構。對此不能用這個城市的曆史短淺來做解釋，美國的曆史不長，但是美國對世界曆史研究的水準卻不低。經濟是文化得以產生和發展的條件，不利用這個條件去從事文化的積累與發展，不能不說是深圳人的極大遺憾。過去我們常常按照眼前的需求和自己的能力來對事物作出判斷，並根據這種看法來建設這座城市。一位西方學人說過這樣的話："按自己的能力來判斷事物的正誤是愚蠢的。"他說："為什麼不想一想，我們自己的看法常常充滿矛盾，多少昨天還是信條的東西，今天卻成了謊言。"他暗示我們："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虛榮和好奇在作怪，"好奇心引導我們到處管閑事，虛榮心則禁止我們留下懸而未決的問題"。於是，城市發展了，文化卻停滯不前。
學術文化的根本職能是批判，通過批判對社會的發展方向進行修正，以使社會沿著一個合理的、正確的方向發展。要繁榮學術文化，一個最為重要的條件就是全社會的寬鬆與寬容。失去了這個條件，學術文化要麼無法生存，要麼在板結的土地上長出的是這個社會所不需要的東西。蕭乾曾在評價冰心時說："知識分子不應該隻是埋頭搞自己業務的人，還應該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良心！"陳寅恪作為一個舊時代的知識分子，為了文化而固守陣地，在文革之後成了萬眾矚目的人物。陳寅恪不是政治家，隻是一介學人。他一生所操守的，是中國士大夫對於傳統文化的遵循與弘揚。他認為："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這就是陳寅恪的"曆史文化觀"。為此，他大呼："華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複振。"為弘揚民族優秀文化，期待其"終必複振"，陳寅恪堅持"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的宗旨。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條件。陳先生晚年努力奮爭的，就是為了得到這樣一個基本條件。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繼承和弘揚的同時，他立足於這一點，以其身體力行的痛苦求索，在這個裂變的時代，為中國文化史鑄造了一個鮮活的靈魂，並因閃耀著人格的活躍因素而具有長久的震撼力，以至於當我們蹣跚地走進21世紀而回首百年時，麵對中國的文化建設，還可以說一句：我們有陳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