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9日，是中國回族近現代史上一個永遠值得紀念的日子。
80年前，中國回教俱進會滇支部和明德中學，在旅滇阿富汗學者大章·穆罕默德先生的幫助下，與埃及愛資哈爾大學取得聯係。1930年12月25日，得到愛大接收中國學生留埃的複函，經過考核、選拔，納忠、馬堅、林仲明、張有成等4名學子在沙儒誠先生的護送下，於1931年11月9日從昆明出發。經過51天行程，跨越中國、越南、中國香港、新加坡、斯裏蘭卡、也門、吉布提等七個國家和地區，漂過馬六甲海峽、阿拉伯海、紅海，經蘇伊士運河，於12月20日到達開羅，開啟了中國回教團體派遣留埃學生活動的先河。
在之後的六年中，成達師範學校、明德中學和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分別派遣的第二、三、四、五、六屆中國留埃學生陸續成行，總計33名回族學生。他們抱著振興中國伊斯蘭教、服務國家的目的，刻苦攻讀阿拉伯語和伊斯蘭經典，為報效民族、國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阿拉伯世界日益高漲的反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運動下形成的伊斯蘭現代主義和國內“九一八”事變後風起雲湧的反對日本侵略的進步思潮影響下，回族學子們的國家意識逐步形成和強化。在努力學習的前提下，他們參加了多種抗日救國活動，其中1939年“中國回教朝覲團”的事跡影響深遠。1936年後，留埃學子分批歸國。他們以所學，結合中國伊斯蘭教發展實際，用他們的譯著、新視角、新形象，成為民國時期回族新文化運動的骨幹力量，為近代回族新文化運動和當代中國阿拉伯語教學活動提供了新鮮血液，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這種力量和影響，遠遠超越了派遣留學活動的初衷。中國回族近現代曆史記錄了他們在學術上、在愛國主義曆程上的輝煌，也見證了他們人生的滄桑。
1957年反“右”運動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留埃回族學生的光輝事跡幾度被提起，又幾度遭塵封，致使相關文物、照片損毀十分嚴重，給後人研究這一課題造成諸多困難。改革開放後，該課題部分個案及人物生平研究不斷見諸媒體，《回族研究》、《阿拉伯世界》、《中國穆斯林》和一些民間刊物為這些研究提供了平台，但圍繞留埃學生派遣活動開展較全麵、深入的學術研討和紀念活動，卻因客觀條件所限，遲遲未能提上議事日程。
一、學術研討會緣起和編著三原則
2010年，在呼和浩特召開的第十九屆中國回族學會閉幕式上，高發元會長將紀念中國留埃回族學生派遣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的設想提到日程上，這才有了今天的總結、紀念和發揚等。
2009年，在鄭州我見到了神交已久的納忠先生的長公子納家瑞大哥和他的堂弟納家璧先生，都有相見恨晚的感覺。在暢談父輩的伊斯蘭情誼之餘，產生了繼承父輩傳統為中國回族文化做一點事的想法。幾經交流、切磋，一個共識逐漸在我們之間形成：作為留埃學生的後人，應繼承父輩研討伊斯蘭文化的傳統，雖然我們不懂阿拉伯文，但可以用中文作為表達心願的工具，遂決定共同編撰一本33位留埃回族學生生平事略的小冊子，並以此參加留埃學生派遣八十周年紀念活動。為使留埃回族學生事略編寫符合曆史事實，不帶個人感情色彩，克服幾十年中“左”的思想影響，有利於和諧社會的構建，有利於兩岸三地伊斯蘭文化交流，特為留埃學生生平事略編撰製定了三條原則：
1.不以成敗論英雄。過去的論文中這方麵影響較深，留埃學生中，政治地位高、學術成就大的寫得多；政治地位低，雖有學術成就，但鮮有人為之撰文；而那些歸國後終生從事初等、中等教育或終生從事伊斯蘭教教務工作的人更被人看不起。我們以為這種現象應予以改變，33名留埃回族學生是一個整體、一支團隊的觀念應確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