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不行。我來不了。上次世界壘球錦標賽就差點要了我的命。我在運動員隊擊球時馬上開始大聲禱告：‘啊，主啊，指引他們擊球的方向吧！啊，主啊，保佑他擊中得分！啊，主啊，保佑他穩穩擊中！’然後在他們第三局跑到第四壘的時候，你還記得嗎，我就已經不行了。‘啊，主啊，保佑他把球打出場地！啊，主啊，保佑他把球打過圍牆！’後來，該紅雀隊擊球了，這簡直可怕。‘啊，主啊，保佑他們看不見球！啊，主啊，讓他們連球的影兒都看不見！啊，主啊，保佑他們打空！’而這次的賽事更有看頭。是聖母隊，我們的聖母隊啊。算了，我還是在教堂裏為聖母隊祈禱吧。他們將為聖母比賽。我期待某天你也為聖母寫點東西。你能做到的。你知道你可以的，弗雷澤先生。”
“我不知道自己能寫些有關聖母隊的什麼東西。大路上的東西已經被寫過了，”弗雷澤先生說，“你不會喜歡我的寫作方式的。她也不會在意這個。”
“你遲早會寫出來的，”賽西莉亞修女說，“我知道你會的。你肯定會寫有關聖母的東西。”
“你最好上樓來聽比賽吧。”
“我會受不了的。不行，我得待在教堂裏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那天下午，大概在比賽進行了5分鍾之後，一個見習護士走進房間問道：“賽西莉亞嬤嬤想要知道比賽進行得怎麼樣了？”
“告訴她，他們已經有一次持球觸底得分了。”
不一會兒，那個見習護士又進來了。
“告訴她，他們把對方打了個落花流水。”弗雷澤先生說。
又過了一會，他按鈴把病房的值班護士叫來。“麻煩你下樓去教堂告訴賽西莉亞嬤嬤一聲，或者托人轉告她，在第一個1/4場比賽結束的時候，聖母隊以14:0領先，成績相當好。她可以停止祈禱了。”
幾分鍾以後，賽西莉亞修女來到房間。她非常激動。“14:0是什麼意思？我對這種比賽一無所知。在壘球比賽中，這壓倒性優勢是穩贏的標誌。可我一點也不懂橄欖球。也許這還不算什麼。我得立刻下樓回教堂，繼續為他們祈禱，直到比賽結束。”
“他們已經穩贏了，”弗雷澤說，“我向你保證。在這兒跟我一起聽吧。”
“不,不,不,不,不,不,不，”她說，“我立刻下樓回教堂禱告。”
聖母隊每得一分，弗雷澤都會托人把消息傳下去，最後一次是轉告比賽結果，這時已經夜色漸濃。
“賽西莉亞嬤嬤怎麼樣？”
“她們都在教堂裏，”她說。
第二天早晨，賽西莉亞修女來了。她非常高興，信心十足的樣子。
“我就知道他們不可能打敗聖母隊的，”她說，“不可能。卡耶塔諾也好點了。好多了。就要有人來看望他了。目前還沒來，但他很快就能看到他們了，那會讓他好受一些，知道自己還沒有被其他人遺忘。我剛才下樓去，碰到了警察總局那個小夥子奧布賴恩，就跟他說應該找幾個墨西哥人來看看可憐的卡耶塔諾。他說今天下午會叫幾個過來。到那時這個可憐的人就會好受些了。沒人來探望，真是太不人性了。”
那天下午大概5點鍾，3個墨西哥人走進了房間。
“能來一杯嗎？”個頭兒最大的那個問，他嘴唇很厚，相當厚。
“當然了，”弗雷澤先生回答，“坐吧，先生們。你們都來點吧？”
“非常感謝。”大個子說。
“謝謝。”最黑最矮小的那個說。
“謝謝，我不喝，”那個瘦子說，“喝了上頭。”他輕拍了下腦袋。
護士拿來幾個玻璃杯。“請把酒瓶遞給他們，”弗雷澤說，“這是從紅人棚屋買來的。”他說明。
“紅人棚屋的酒是最好的，”大個子說，“比大柵欄的要好得多。”
“明擺著的嘛，”最矮小的那個說，“價錢也更貴。”
“紅人棚屋裏賣的都是些名貴酒品。”大個子說。
“這收音機是幾管的？”不喝酒的那個問道。
“7管的。”
“真好看，”他說，“這要多少錢？”
“不知道，”弗雷澤先生說，“是租來的。”
“你們各位都是卡耶塔諾的朋友嗎？”
“不是，”大個子說，“我們是打傷他的那個人的朋友。”
“是警察把我們送到這兒來的。”最矮小的那個說。
“我們有點小威望，”大個子說，“他和我，”指指那個沒喝酒的，“他也是，”又指指那個黑皮膚的小個子。“警察讓我過來——我們就過來了。”
“我很高興你們能來。”
“我們也是。”大個子說。
“你們要再來一小杯嗎？”
“那自然好。”大個子說。
“承蒙您的招待。”最矮小的那個說。
“我不行，”那個瘦子說，“喝了上頭。”
“酒很醇。”最矮小的那個說。
“來點嚐嚐吧，”弗雷澤先生問那個瘦子，“上頭也無大礙。”
“之後還會頭痛。”瘦子說。
“你們沒辦法把卡耶塔諾的幾個朋友叫來看看他嗎？”弗雷澤問。
“他沒有朋友。”
“每個人都有朋友的。”
“這個人，他沒有。”
“他是做什麼的？”
“他是個紙牌手。”
“他紙牌玩得很棒嗎？”
“我覺得他挺棒的。”
“他從我這兒，”最矮小的那個說，“贏走了180塊。從此世界上就再也沒有那180塊了。”
“他從我這兒，”瘦子說，“贏走了210塊。你掂量下這個數目。”
“我倒是從來沒跟他玩過紙牌。”那個胖子說。
“他一定很有錢。”弗雷澤先生說了自己的看法。
“他比我們要窮，”那個身材矮小的墨西哥人說，“除了身上的那件襯衫，他什麼也沒有。”
“況且，那件襯衫現在也不值錢了，”弗雷澤先生說，“有窟窿了。”
“的確。”
“開槍打傷他的那個人也是個牌手嗎？”
“不是，他是個菜農。他已經不得不離開這個城市了。”
“你掂量一下這件事吧，”最矮小的那個說，“他原來是這個城市裏吉他彈得最好的人。彈得最精彩。”
“真是遺憾。”
“這我相信，”個頭最大的那個說，“他吉他彈得真是精彩啊。”
“這個城市裏就沒有其他吉他彈得好的人了？”
“會彈的人影兒都沒有。”
“倒是有個拉手風琴的還不錯。”瘦子說。
“還有幾個會玩各種樂器的人，”大個子說，“你喜歡音樂嗎？”
“我怎麼會不喜歡呢？”
“那我們哪天晚上過來演奏點音樂吧？你覺得那修女會同意嗎？她好像挺親切的樣子。”
“隻要卡耶塔諾能聽到，我打包票她會同意的。”
“她是不是有點瘋癲？”瘦子問。
“誰？”
“那個修女。”
“不是啊，”弗雷澤先生說，“她是個好女人，又聰明又有同情心。”
“我不信任任何教士、僧侶和修女。”瘦子說。
“他小時候在此有過糟糕的經曆。”最矮小的那個說。
“我曾經是神甫的助手，”瘦子自豪地說，“可現在我什麼都不相信了。我也不再去望彌撒了。”
“為什麼？去了就會上頭？”
“不是，”瘦子說，“隻有酒精才會讓我上頭。因為宗教不過是窮人的鴉片而已。”
“我原本以為大麻才是窮人的鴉片呢。”弗雷澤說。
“你抽過鴉片嗎？”大個子問。
“沒抽過。”
“我也沒有，”他說，“那東西一看就是害人的玩意兒。一旦抽上，想戒都難。真是個罪惡的淵源。”
“跟宗教一樣。”瘦子說。
“這個人，”最矮小的那個墨西哥人說，“強烈地抵製反對宗教。”
“強烈地抵製某些事情是有必要的。”弗雷澤先生客氣地說。
“盡管信教的人都很無知，但我還是尊重他們的。”瘦子說。
“做得對。”弗雷澤先生說。
“我們給你帶點什麼嗎？”大個子墨西哥人說，“缺什麼東西？”
“如果有好喝的啤酒的話，我就會很高興去買回來。”
“我們把啤酒帶過來吧。”
“臨走前再來一小杯？”
“相當好啊。”
“讓你破費了。”
“我不能喝。喝了上頭。之後便是頭痛欲裂，胃也不舒服。”
“再見，先生們。”
“謝謝，再見。”
他們走之後，他吃了晚飯便開始聽廣播，他把收音機的音量調到了可以聽清的最小聲音，而各電台依舊按這個順序結束廣播：丹佛、鹽湖城、洛杉磯、西雅圖。弗雷澤先生從廣播節目裏構架不出丹佛的城市景觀。不過他可以從《丹佛郵報》上看到丹佛的形象，然後再在《落基山新聞》的報道中不斷地修正。還有鹽湖城和洛杉磯，他也是不能從描述這些地方的廣播裏對它們產生任何感覺。他對鹽湖城唯一的印象就是整潔而沉悶；至於洛杉磯，他聽說那裏在數不清的大酒店裏有數不清的舞廳，此情此景讓他無從想象。他也沒法親自去舞廳體驗一下。不過，對於西雅圖他卻熟悉得很，出租汽車公司裏停滿了大型白色汽車（每輛汽車裏都有收音機），他每天晚上都會乘坐出租汽車去加拿大境內的那個小客棧，在那裏他會依據人們打電話所點播的音樂來追隨所有聚會的進程。每天淩晨兩點鍾起，他就開始沉浸在西雅圖的生活中，聽著形形色色的市民所點播的音樂，這樣一來，西雅圖變得跟明尼阿波利斯一樣的真實，在明尼阿波利斯演奏者每天清晨起床就得趕往演播室。弗雷澤先生越來越喜歡華盛頓州的西雅圖了。
那些墨西哥人帶著啤酒來了，不過不是什麼好啤酒。弗雷澤先生看見他們，卻不想說話。他們走之後，他預感到他們不會再來了。他的神經已經變得不那麼機敏，所以在這種身體情況下，他不喜歡見人。在之後的5周中，他的神經情況愈發糟糕。雖然他也為神經能夠堅持正常工作這麼久而高興，但在他已經明了實驗結果的情況下，他還被強迫做同樣的嚐試，這使他感到惱火。弗雷澤先生早就如此嚐試過了。而唯一能讓他有新鮮感的就剩下收音機了。他整宿整宿地聽廣播，把音量調到剛剛能聽到的程度，他在慢慢學著不費腦子地收聽。
那天早上大約10點鍾，賽西莉亞修女帶著信件來到房間。她看上去很美，弗雷澤先生喜歡望著她，聽她講話。那封信因為被認為來自於另一個世界而顯得愈加重要，但是，信件的內容卻沒有讓人提起興趣的東西。
“你看上去好多了，”她說，“不久就會出院的。”
“是啊，”弗雷澤先生說，“今天早晨，你怎麼看起來這麼開心。”
“哦，我是很開心。今天早晨我感覺自己好像要成聖徒了。”
弗雷澤聽完，略微吃了一驚。
“沒錯，”賽西莉亞修女繼續說，“那是我努力的方向。做個聖徒。我從小就立誌成為一個聖徒。當我還是個小女孩時，我以為隻要我離開塵世到修道院，便會成為聖徒。這就是我的願望，也是我覺得自己必須要實現的願望。我期待著自己有一天會成為聖徒，而且我有絕對的把握能做到。曾經一度，我認為自己做到了。我多麼幸福啊，那一切看起來是如此簡單和容易。以前每個清晨我醒來時，都會想象自己已經成為一個聖徒了，然而我沒有。從來都沒有。而現在我的這個願望是如此強烈，我唯一的願望就是成為聖徒，這是我一直以來的願望。今天早上我感覺自己好像已經是了。哦，我真希望自己已經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