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12年問世的《古事記》，不僅為日本民族曆史文學的濫觴，同時也揭開了蒙在大和女性頭上的麵紗。迄今千餘年來，日本文學畫廊中，林林總總靚麗的女性形象，紛彩多姿。伴隨著朝政的更迭、世事的變遷，她們或幽怨滿懷，踟躕而行；或義憤填膺，鏗鏘而至；或乜斜舊習俗的羈絆，嫋嫋獨行，在曆史的舞台上昭示了一段精彩的日本女性人格變遷史。
“文學作品中幾乎所有的女性形象都象征著被抽象成原則的女性的本質”，都是那個時代所賦予女性的符號和代碼，都鮮明地呈現出時代的烙印和痕跡。女性和男性同樣是具有創造價值的人類，是社會的主體。然而在父係文化下，女性作為社會主體的資格被剝奪，從而被異化為男性的統治對象，從人類文化的角度認識這一主題，使我們不能不對探求日本女性發展史產生濃厚的興致。
從人類衝出原始蒙昧狀態，到現代文明社會崛起之前，被壓迫、被奴役可以說是婦女的共同命運。但是，不同時代、不同社會、不同國家因其經濟、政治、文化、風俗等各種不同因素的製約，所表現出的對婦女的壓迫和奴役的程度與方式又千差萬別。
在日本曆史上，女性地位的演變可以說是呈現出一個V字形。自大和時代起，日本女性雖然和男性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之下，但是上古時代流行的母係社會殘留的婚姻形式——訪妻婚，隨著生產力的發達，物質生活的豐盈，婚姻形態內質的變化和封建家族製度的形成，女性地位的漸趨式微，至中世紀武家社會時期，開始接近消亡。明治維新時期撲麵而來的西風以及強化型教育製度的普及，使日本婦女的自主意識開始抬頭，但是社會慣習中為女性設定的“賢妻良母”之角色，導致男尊女卑製度之橫行，使日本女性長時間內作為曆史舞台上的配角，其主體意識以男性主體意識延長的形式被禁錮了。直至20世紀初葉，女性漸始與男性於一個平台上開始追求真正的“人”的生活。但是女人首先作為一個人，不拘哪個時代，都有生存的權利，都會有自己的主張和聲音。盡管自奴隸時代起，男尊女卑的社會習俗將女人漸趨置於男性的樊籬中，她們的人權、她們的希冀、她們的憧憬，在男權統治的漫漫曆史長河中被動地浮遊，但還是不時地泛起幾朵絢麗的浪花。
日本文學綿延千載，其中女性創作功不可沒，且不說有幸作為日本第一部曆史文學作品《古事記》口誦傳承人的稗田阿禮和躋身於日本第一部詩歌總集《萬葉集》中的那些眾彩紛呈的靚影，單是其後綻放於平安朝的隨筆文學、物語文學、日記文學等多種體裁中的巾幗佳作，已足以使我們充分地領略到了日本古代文學的巔峰美景。進入近代，伴隨著西方資產階級文學思潮的襲來，日本近代文學中個性開始覺醒，人性開始複蘇，加上十月革命後左翼文學開始崛起，導致了眾多的“娜拉”走出封閉的家庭，其與文明相呼吸的近代人的自我意識及其反封建壓迫、反帝國主義侵略的精神，都在一段時間內對中國文壇產生了不小的影響。20世紀60年代以後，隨著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物質生活的驟豐，婦女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新聞媒體的發達，日本女性文學又迎來了第三個創作高峰期，一大批才華超群的女作家登上文壇，在各種題材的創作上，留下很多令人難忘的作品，這在亞洲都是一個特殊的範例。她們所起的時代先驅作用，令許多須眉男子都難以比肩。難怪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說：“不遠的將來，在日本，能夠構建新小說思想或思想性小說這種文學世界的，唯有（日本的）年輕女性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