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韜》的作者與成書時間
《六韜》是我國古代一部著名的兵書，在宋代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相傳為薑太公呂望所撰。但據曆代學者考證，其書並非殷周時賜的作品，而是後人托薑太公之名寫成的。那麼，《六韜》究竟是什麼時期的作品呢？《六韜》之名，最早見於《莊子》一書中的《雜篇·徐無鬼》，其中記載戰國初魏武侯的宰臣女商自稱：“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莊子》一書，一般認為是莊子門人或後學所作，時間不晚於戰國後期，說明當時這部書已經存在於世。《漢書·藝文誌》儒家類著錄有“周史六弢六篇”，下注：“惠、襄之間，或曰周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這裏提到的三個成書時間，而周顯王時正當戰國中期，唐顏師古注指出，《周史六弢》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弢字與韜字同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71年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前期古墓中出土的漢簡中；有《六韜》等書。其中的《文韜》、《武韜》、《龍韜》等內容、與傳世本《六韜》基本相同，1973年河北定縣漢墓出土的竹簡中，也有《六韜》的內容。這一實物資料有力地證明了此書在西漢前期己廣為流行。
再從《六韜》本身的內容看，書中比較詳細地論述了騎兵作戰的戰術、騎兵選拔的方法，以及騎兵同步兵、車兵協同作戰等問題。而騎兵作為一個獨立的兵種大量出現於戰場，是在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後。趙武靈主生活於戰國晚期，與周顯王為同一個時代的人物。因此，具體反映和論述了騎兵戰術的《六韜》，不可能出現在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前，而隻能產生於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後。《六韜》之中還提到了多種鐵製兵器。眾所周知，我國自戰國時開始進入鐵器時代，這說明《六韜》隻能產生於戰國時期。另外，《六韜》中所論述的軍事訓練等問題，與戰國晚期的《尉繚子》等典籍反映的情況基本一致，說明其成書時代也是大致相同的。
由上述可知，《六韜》是戰國晚期的作品，當無疑義。作者之所以假托為“周呂望撰”，不過是想借重太公之各以廣流傳而已。
二、《六韜》各卷內容及其內在邏輯關係
《六韜》之“韜”，與“弢”字相通，原為“弓套之意，含有深藏不露之意，引申為謀略。”六韜，就是六種秘密謀略，即論述戰爭問題的六種韜略。全書以太公同文王、武王問答的形式寫成，分六卷，共六十篇。
第一卷為《文韜》，包括“文師”、“盈虛”、“國務”、“大禮”、“明傳”、“六守”、“守土”、“守國”、“上賢”、“舉賢”、“賞罰”、“兵道”等十二篇。第二卷為《武韜》；包括“發啟”、“文啟”、“文伐”、“順啟”、“三疑”等五篇。第一卷和第二卷主要論述的是戰略問題。《六韜》的戰略思想包含兩個層次：一是通過政治、經濟和外交等手段實現政治目的的“全勝戰略”，這是高層次的戰略。二是通過軍事鬥爭贏得戰爭勝利以實現政治目的的軍事戰略，這是相對低層次的戰略。
關於“全勝戰略”，《六韜》指出：“全勝不鬥，大兵無創”（《發啟》）。並進而強調，要實現這種不戰而勝的“全勝戰略”，必須以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作後盾，建立在國富兵強的基礎之上。為此，提出了一套實現全勝戰略的措施。在經濟上，指出要大力發展“三寶”，即“大農”、“大工”、“大商”，充實經濟實力，打好取得戰爭勝利的物質基礎。在政治上，爭取民心，愛護民眾，取得舉國上下的支持。在外交上。提出了“文伐”十二法，列舉了分化、瓦解、離間敵人的各種方法。《六韜》認為，強大的實力隻是為戰勝敵人提供了可能，當這種全勝戰略難以實現政治目的時，就要采取軍事進攻的方式。即在考慮和製定戰略時，不能僅僅依賴“兵不接刃而敵降服”的全勝戰略，還要製定立足於戰場勝負的軍事戰略。
在軍事戰略上，主張正確判斷戰略形勢，在全麵準確地了解敵情的基礎上作出正確的戰略決策，進行集中統一的戰略指揮，實行巧妙的戰略偽裝，隱蔽啟己的戰略企圖，適時把握戰略時機，正確選擇主要戰略方向等。
《六韜》不僅論述了全勝戰略和軍事戰略，還進一步闡明了全勝戰略和軍事戰略之間的關係，認為全勝戰略是軍事進攻的準備和前提條件，隻有綜合運用全勝戰略和軍事進攻，才能達成戰勝敵人的戰略目的。在《文伐》篇中這樣寫道：“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見，乃伐之，”這種把進行“文伐”的全勝戰略同進行“武伐”的軍事戰略緊密聯係起來的論述，使古代戰略思想顯得更加豐滿和完善。
任何戰略的實現，都離個開一定的物質基礎和主要手段。軍事戰略賴以實現的物質基礎和主要手段是武裝力量。《六韜》在第一卷和第二卷中論述了戰略的有關問題後，緊接著在第三卷中便闡明了武裝力量建設的有關問題。第三卷《尤韜》。包括“王翼”、“論將”、“選將”、“立將”、“將威”、“勵軍”、“陰符”、“陰書”、“軍勢”、“奇兵”、“五音”、“兵征”、“農器”等十三篇。在本卷中，除了論述信賞明同、以法治軍以及重視武器裝備等問題外，重點闡述了將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