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朵
“從嗜好中找到天堂”（《犀牛戴著花壞》）——這是詩人竇鳳曉世界觀的底色，是她對“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這一告誡的最新注解，也是她對登天之徒的告誡：請盡早發現自己的嗜好！很顯然，光一個嗜好還不止，一位詩人的天職似乎應包括對“天堂”的發現，經過對寫作這項工作、這個事業的濃烈的眷顧之後，天堂就觸手可及。然而，生活在當下，詩的讀者看起來越來越稀罕的這個時代，詩作為一個自然人致力的目標幾乎成了帶有成癮色彩的不良嗜好；這樣一來，一位對這項工作的意義進行謳歌的詩人就有必要去證明寫作是一種健康的嗜好，無損人的肌體與心智。但如果眾人不信，那就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天堂”的重塑上：寫作，說到底是一種極為私密的內心活動，而這項工作帶來的天堂，不必等同於眾人死後可以歸附的那個惟一的最終歸宿；詩人的天堂不同於凡人的天堂（凡人還有下地獄的可選項）——一位傑出的詩人仿佛事先得到詩神的允諾，不可能進入地獄——詩人通過“語言”這種上過天鑽過地的中介就能感受到：自己有那麼一陣子佇立於天堂。
一個不滿四十歲的人可能還不夠虔誠，不會信“天堂”這些玩意或宗教儀式，覺得寫作就是類似一種業餘愛好的事情，犯不著給它戴上桂冠，也沒必要讓它混淆了生活的界限；寫作，不就是經濟生活的反麵嗎？靠經濟生活救濟的精神生活，它會有一天能反哺經濟生活嗎？寫作的不正當性似乎就在於它不是日常收入的一個項目，而且常常擠占與消耗，原先一位詩人如果二十五歲還在堅持寫，就算紮進了一種終生的事業，現在，檢驗的尺度要更嚴格一點，人逾四十，經曆過生育的煩勞，事業上其他目標的枯竭，雄心的挨個毀滅之後，才可能重拾詩神的律令，認識到自己挺適合幹這一行，或可在寫作方麵實現一個較為完滿的自我形象。因而，一位年輕詩人雖然嘴上洋溢著詩的芬芳，卻僅僅處於一個試驗階段，離發現一座詩的蜂房，還有十五光年。
我認為竇鳳曉已經來到了這座蜂房跟前。如果細察她近五年來的寫作，就不難發現她越寫越好，就好像她的工作促使她離人生第一座蜂房愈來愈近，也就是說，這些漸漸彙入同一個漏鬥的詩句，經過壓榨與篩選，已經形成了第一次結晶。從兩個角度來判斷：其一，她對一個乍現的主題與對象能夠進行較為迅速的著色、初步處理，能夠在第一時間就發現日常事物的另一麵，為詞與物的更為活潑的聯係牽線搭橋；其二，她同時養育出一個輪廓清晰的評判體係，知道在一首詩的寫作進程中扮演自我的知音。簡言之，她已經掌握了（並嚐試多次）一種來之不易的分寸感，能夠為自己的寫作提供一個詩之外的、類似副產品的聲明。
她的工作——將寫作定義為“工作”，是考慮到它看似是一種體力活，也應具備某種正當性——同樣受益於雙重滋養：其一，古典詩詞在早期教育中留下的線索日益清晰可辨；其二，西方詩人手把手的示範與催促。我們可以揣測她的工作目標是什麼，或者她的寫作源頭是否曾經也經過李商隱或史蒂文斯等大師們同樣的遠眺。毫無疑問，這種中體西用的二元論是有益的，她的寫作正是在展示中西合璧的過程，也是在用更新的材料和方法驗證拿來主義的苦衷。換一個角度來說，一位詩人確認自己的寫作源頭其實就是一個尋覓知音的做法，她在寫作中既假定了一個標準的知音，也訴說著這個知音無法當代化、處境化——從屏幕中走出來端茶送水、拍案叫絕——的苦惱；這是一個由獨自呢喃的必要性到去知音化的過程，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就是，佳作就是知音，隨著她寫作水平的提升，她對五官清晰、八麵玲瓏的知音的訴求就會削弱，她將發現一種嶄新的知音學。好的詩人是這麼寫的，或知音是這麼領教的——這種念頭在寫作當中容易碰到，但有時，她也值得去碰倒它，從漫溢一地的瓊液中找到下一張藏寶圖。
當她的詩句躍進較為流暢時，她能意識到這種流暢性造成的損害，並嚐試一些方法避開它，比如，她可以在被描述的對象給一個觀看者造成的線性感受的層次（順序）中，開始插入自我觀念的漣漪與影子，或者，更多的做法是，她把逐次浮現的對象的朵朵花絮——去編織或複原某一個對象的原型的零配件、碎片——有意打亂，致力於某種私密的、不準備與讀者分享的象征意味。當然，這種做法也是日後反思的內容之一。在確定對象的視覺形象之後，是優先探討一個思想觀念的結構，還是繼續搜索豐富這一形象的同時性因素，這就是她在寫作中的一個關鍵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