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史無前例的愛國群眾運動，真真切切地告訴了我們一些道理：曆史是由人民自己譜寫的。從5月4日北京學生的遊行活動，到後來全國各地的學生、工人運動，反動派們雖然對愛國群眾進行了殘酷的鎮壓，但最終也沒有阻擋住強大的革命洪流，而是聽從了人民的呼聲，罷免了曹、章、陸三個賣國賊，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巴黎和約》是世界上最大的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起草製訂的，過去的中國政府是不敢對這類和約說“不”的，但是這次在群眾的壓力下，中國代表竟然拒絕了在和約上簽字，這確實是曆史上空前的一件事情，震驚了那些曾經藐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者。如果沒有學生、工人、商界及其他愛國人士不顧被逮捕、被毆打的危險，舉行了一次次的示威活動，當時的反動政府肯定會對和約屈從的。所以說偉大的人民群眾是創造曆史、改變曆史的強大動力。同時，通過實際鬥爭，人民群眾的覺悟大大地提高了，感受到了自己解放自己的真理。在運動的期間，反動派們企圖利用刺刀、皮鞭、監禁來遏製群眾的愛國運動，但是結果卻恰恰與此相反，反動派們逮捕一個人會激起千百萬的群眾怒火，進而興起全國的運動。曆史證明了，鎮壓人民群眾的人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五四運動及其以後的曆史事實也都證明了這一點。
五四運動從形式上來看隻是一場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但是如果從宏觀方麵來看，從整個社會背景和社會發展來說，它對中國的發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對中國的思想文化、政治發展方向、社會經濟潮流、教育的發展，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它對現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社會亦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力：
第一，在思想文化方麵。在1919年10月，總統舉行秋季祭孔儀式，並且組織了四存學會，然而這些都是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學”為宗旨的，是反動的統治階級進一步強化封建禮教的手段。梁啟超和梁漱溟則高聲提倡中國文化優越論，反對學習西方一切文化，反對中國的革命派，並且同時抵製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而在五四運動的過程中，反對中華道德思想文化的人士，則推行了新文化運動，並且提出“打倒孔家店”的積極進步口號。後來的五四運動則進一步促進了反對封建思想的發展，因此就與尊重中華文化的複古思潮形成了針鋒相對的局麵。除此之外，中國語言文字政策的方法途徑，很大一部分是受五四時期西化理論的影響。由此可見，五四愛國運動不僅在當時產生了積極的作用，也為後來的思想文化發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第二，在對外關係方麵。中國在巴黎的代表團最終沒有在巴黎和平協議上簽字，一方麵捍衛了中國獨立自主的權利，同時也顯示了新時代的中國人民不再甘心受外國人欺侮，中國的獨立自主權利不再隨意地受人踐踏。這是中國人民思想覺醒的新開始。但是，以後的曆史證明了，五四運動的勝利並不代表中國權益能夠長久地保留下來，恰恰與此相反，這一結果刺激了日本吞並中國，排擠其他列強的速度。由於北京政府的昏庸無能，各地軍閥為了私利而互相鬥爭，這一切又加速了中國的內亂局麵。在1921年到1922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代表提出的“十項原則”使山東問題得到了解決，日本把青島交還給中華民國政府，但是日本帝國主義並不是真心想歸還中國的主權，所以日本仍然控製著膠濟鐵路，從而使山東的實權仍然被日本控製著，所以說中國的權益並沒有得到徹底的恢複。
第三，在社會經濟方麵。在五四愛國運動期間，學生和群眾積極宣傳國貨，抵製日貨，在一定條件下刺激了民族產業的發展，為民族產業的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國內環境與市場。而且，此時的帝國主義列強正在巴黎和會上為自己爭奪更大的權益而戰，所以基本上沒有時間來破壞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隨著一戰的結束，各國的資產階級紛紛卷土重來，剛剛發展起來的民族資產階級又遭到了一係列的打擊，中國的社會經濟依然無法擺脫遭受日本欺淩的厄運。
第四，在教育方麵。五四運動前夕，胡適的老師、實用主義哲學的主要代表人杜威來到上海。他是受北京大學、新學會、尚誌學會和中國公學這四個單位的邀請來華宣傳實用主義及其社會學說。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和“自動主義”“自律輔導主義”等教育思想在五四運動推動下，使教育界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北京高等師範等學校開始廢除學監製，在“開放女禁”呼聲下，1919年秋，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嶺南大學開始招收女學生，在教育製度上，婦女也有了受教育的合法權利。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頒布了《學校係統改革案》，小學六年，初中四年，高中兩年，大學四至六年，這次改革是以美國的教育製度為參考製定的。